忽必烈在漢族儒士的幫助下，又根據自己多年的親身實踐，充分認識到“用人”的重要性，所以，尤其重視官吏的選拔與考核。
至元元年(1264),忽必烈罷諸侯世守，裁並路、府、州、縣官吏，推行遷轉法，把官吏任免權皆收歸中央，這又是忽必烈在選舉製度方麵的一項重大改革，是他加強中央集權的一項重要措施。
至元十四年(1277),中書省又奏準頒行了《循行選法體例》,對內外官員銓注、遷轉和升遷等各方麵說細具體的規定。自此，忽必烈時期的選舉和考核製度基本確立。
忽必烈規定，樞密院、禦史台、宣政院三大機構委任下屬官吏，可以自行選拔聞奏。其他機構，百官的任免皆要經過中書省審察。
職官升遷，從七品以下歸吏部主管，正七品以上由中書省主持，三品以上由皇帝決定。
六品到九品的官職，由中書省頒發委任證書，稱為“敕授”;一品到五品官員，由皇帝下製書任命，稱為“宣授”。
忽必烈統治時期，尚未實行科舉製度。
至元四年(1267)九月，翰林學士承旨王鶚等“請行選舉法”,提出“科舉取士，最為切務”,建議實行科舉選士製度。
忽必烈見到王鶚的奏章，聽了王鶚的匯報，以為唐宋遼金以來的科舉製度是最好的選官“良法”,下令“其行之”。
中書左三部與翰林學士遂議立程式奏上，結果沒有施行。至元十年(1273),忽必烈在大臣的建議下，又準備施行科舉。
至元十一年(1274),省臣上奏，謂“去年奉旨行科舉，今將翰林老臣等所議程式以聞”,詔令“準蒙古進士科及漢人進士科，參酌時宜，以立製度”。
至元二十一年(1284),丞相火魯火孫和留夢炎等代表中書省臣，又請行科舉，忽必烈即表示同意。
隨後，“許衡亦議學校科舉之法，罷詩賦，重經學，定為新製”。後來不知何故，又未施行。“事雖未及行，而選舉之製已立”。忽必烈在漢族儒士的建議下，始終表示同意采用漢法，實行科舉選官製度，後來因為種種原因，未及施行，但施行科舉的準備工作已經做好，為後來實行科舉製度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