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通元史的人就知道，元代有四等人的劃分，但有關這一製度的明文規定至今尚未發現，四等人製始於何時，還有待於進一步研究。
在金代就已經把人們分成等級了。女真人初進中原，除了重視本民族及與本族屬於一個族係的渤海人以外，又把遼地人視為漢人，把原北宋河南山東地區人民稱為南人。
其後，又稱南宋人為南人，稱金統治下的漢人為北人等，在任用掌管兵權和錢穀的官吏時，“先用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漢人”。
蒙古進入中原以後，曾按照先降服地區統治者的地位高於後降服者的習慣，把境內各族人分別稱為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和南人四種，約至成宗大德之後，這種四等人製以及蒙古、色目、漢人、南人的名稱才最後形成和普遍應用。
實際上，元代四等人製不過是人們根據征服先後隨意稱呼、相沿成習的一種不成文規定而已。這一製度雖然不是忽必烈時期最後形成，卻是形成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階段。
關於四等人的劃分，忽必烈時期基本定型。第一等人為蒙古人，是元朝的“國族”,擁有各種政治、經濟和法律上的特權，地位最高；第二等人是色目人，包括西北各族、西域以至歐洲“各色名目”之人，由於他們歸附蒙古較早，最得信任，待遇僅次於蒙古人；第三等是漢人，即指淮河以北原來金朝統治下的各族人，包括漢族和契丹、女真、渤海、高麗以及較早為蒙古征服的雲南、四川兩省之人等，待遇次於色目人；第四等是南人，又稱蠻子，囊加歹、新附人，指最後為元朝征服的原南宋統治下的漢族和其他各族人，地位最低。
忽必烈時期，四等人的待遇也各有不同。
在官製方麵，蒙古貴族據有特權統治地位，所謂“國家官製，率以國人居班簿首”。忽必烈規定，中央和地方官的正職都要由蒙古人擔任，隻有極個別的漢人短期內擔任過個別機構正職。地方上路、府、州、縣設置的首席長官達魯花赤，也必須由蒙古人擔任，若選不到合適的蒙古人，則於有根腳的色目人內選用，隻有南方邊遠地區遇到蒙古人害怕瘴癘不肯赴任的情況下，才允許漢人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