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忽必烈逐漸形成了寬仁厚重的性格，與曆史上那些性格暴躁、喜怒無常的皇帝相比，忽必烈的性格是比較溫和的，他從不因喜悅和偏愛而賞賜一個無功者，也未曾因發怒亂殺一人。他對社會各個階層的人物都具有一定的同情心，因此，特別在用刑上十分慎重。
忽必烈對管如德說：“朕治天下，重人命，凡有罪者必令麵對再四，果實也而後罪之，非如宋權奸擅權，書片紙數字即殺人也。汝但一心奉職，毋懼忌嫉之口。”
忽必烈是如此說的，也是如此做的。他在殺盧世榮和桑哥之前，都曾召集大臣和盧世榮、桑哥論辯，諸事落實之後，方才殺之。
桑哥當權，最受忽必烈愛幸之時，程钜夫曾上書彈劾桑哥，桑哥怒不可遏，羈留程钜夫，“奏請殺之，凡六奏，帝皆不許”。忽必烈未因為愛幸桑哥而按他的話去亂殺人。
忽必烈對宰臣說：“朕或怒，有罪者使汝殺，汝勿殺，必遲回一二日乃複奏。”史家對此話十分感慨，謂“斯言也，雖古仁君，何以過之”。確實，忽必烈為了避免亂殺無辜，想盡了辦法，其慎刑仁恕之之例比比皆是。
李壇叛亂，忽必烈追究其事時，發現某些漢人曾同李壇往來，也意識到其中一些漢人極力反對蒙古人的統治，他控製住了自己的感情，隻殺了與李瓊叛亂有關的王文統，其餘佯作不知，不做任何處理，沒有把事情擴大化。
阿合馬事件發生以後，他看到了其中漢人反對色目人以致反對蒙古統治的跡象，但他也沒有把事情擴大，僅殺了王著、高和尚、張易等人，其餘不加追究。
其後的盧世榮事件、桑哥事件，忽必烈處理得也很慎重，沒有擴大化。就連南台禦史上章請求忽必烈禪位於皇太子真金之事，忽必烈也未予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