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曾根據忽必烈相繼任用阿合馬、盧世榮和桑哥理財，對其提出異議，而批評他“嗜利”,實則不然，忽必烈注重理財是講究功利之舉，目的是讓國家盡快富起來。忽必烈並沒有把國家錢財據為己有，隨意揮霍，而是時時從大局著眼，以節儉為上。
從元太祖成吉思汗以來，曾給予蒙古宗親、大將、功臣以大量賞賜，忽必烈也未例外，也常賞賜功臣，被人們看成是一種浪費之舉。
不過，忽必烈同窩闊台等大汗不同，他從未亂行賞賜，並且有一定節製。忽必烈並未濫加賞賜，所賞所賜者均為應該受賞受賜之人，起到了調動大臣將領積極性的作用。
忽必烈賞有勞而賜有功，但為了節約國家錢財，每次賞賜的數目都有一定限度，而不是無止境的隨意亂賞。忽必烈治國能從節約的角度著眼，賞賜有一定節度，這對於節約國家錢財具有重要意義。
忽必烈在位期間也曾興建土木工程，但他並未過分，主要是修建了兩都。忽必烈修建兩都務求豪華壯麗，在當時的情況下，對於宣揚國威、促進蒙古族的漢化都是必要的，並不是一種奢華之舉，也不是一種不該花錢的浪費。
忽必烈在修建兩都之時，曾經考慮到老百姓的承受能力，盡量不影響農業生產，在農閑時建造。
由於忽必烈注意到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盡量不誤農時，所以，兩都雖然修建的豪華壯麗，人們並沒有感到負擔過重，也未引起社會動**。
尤其應該指出的是，忽必烈把兩都修建的富麗堂皇，不是為了自己享受，而是作為國家的象征，從一開始就警惕自己貪圖享受。他在大都即將修成之時，從漠北舊居移來青草一株，栽種於王宮丹墀之前，起名為“誓儉草”(或作“思儉草”),目的是讓自己不忘“太祖創業艱難”,讓“後世子孫知勤儉之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