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元三十年(1293),忽必烈在繁重的內政和外交的操勞下體力不支，病倒了。
大臣們為他請來朝廷禦醫和各地名醫，百般調治，仍然不見其好，相反越來越重。轉至至元三十一年(1294)元旦，老百姓都歡歡喜喜過春節，可宮中卻顯得格外蕭條，好像沒有心思過春節似的，原因就是因為忽必烈的病情進一步惡化了。
忽必烈辛勞一生，每天都接見大臣，討論國家大事，這時，開始不接見大臣了，規定，“非國人勳舊不得入臥內”,唯獨不忽木例外，忽必烈不讓他傾刻離開身邊，每天幫助他吃藥，病情稍好時則陪他聊天。
這期間，忽必烈大概想了許多許多。
忽必烈從即位那一年開始就宣布要“鼎新革故，務一萬方”。確實，鼎新革故和務一萬方就是忽必烈一生中做的兩件大事，這兩件大事，既有成功，也有遺憾。
從“鼎新革故”方麵來看，忽必烈進入中原以後，毅然拋棄蒙古舊俗，悉心學習漢族文化，也吸收了不少色目文化，大膽進行社會改革，確立一套對蒙古人來說完全是一種全新的製度，有力地促進了經濟文化的發展，應該說，這是忽必烈改革的成功之處。然而，忽必烈雜糅諸法，又引起了各法之間的矛盾和衝突。
忽必烈完全任用義理派幫助他管理國家，對全國的思想控製和社會的穩定確有好處，可義理派卻不能幫助他解決政府的財政需求；完全利用功利派，確可幫助他解決政計的財政危機，但這些功利派人物在管理國家財
政時，常常把國家的錢財管到自己的腰包裏去了，再加上加重對老百姓剝削，引起社會動**，朝廷一直得不到安寧。
忽必烈意識到這一問題，本想在義理派和功利派之間走同一條新的路子來，然而，兩派針鋒相對，勢同水火，沒有辦法創出新的路子，隻好回複到仁義治國的道路上來。以仁義治國，確實有利於社會穩定，但國家財政虧空問題始終得不到解決，成了忽必烈十分撓頭的問題。忽必烈本想繼續探討，以解決這個難題，但時間對他這位老人來說，已經不允許了，完全成了他的未竟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