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2年拖雷逝世，這對十八歲的忽必烈而言無疑是個沉重的打擊。不過，一定程度上促使忽必烈迅速成熟，錘煉了他的意誌和應付複雜事變的能力。
在乃馬真皇後稱製時期，忽必烈進入而立之年。那時，成吉思汗諸子先後謝世，孫輩馳聘沙場的時刻即將來臨。
忽必烈無時不在思考：如何為大蒙古國幹一番事業，如何大有作為於天下?身為蒙古宗王和拖雷嫡子，他現在有責任和實力，也有這樣的機會和可能。
忽必烈熱衷於訪求前代帝王的功業逸事，特別是喜歡聽唐初李世民廣延四方文學之士，講論治道，終成大業的事跡，而且由衷欽佩，銳意模仿。
忽必烈千方百計延請召集藩府舊臣及四方文學之士，總是興趣盎然地詢問治理國家的方略辦法。因為這一係列努力，忽必烈周圍漸漸匯集了一批“亡金諸儒學士及一時豪傑知經術者”。
在臨時應召和長留漠北的漢族士大夫中，比較係統地向忽必烈獻上治國之道的，當數張德輝、劉秉忠、姚樞、李冶。
1247年，河東交城人張德輝被召到漠北藩邸。忽必烈首先發問：“孔子沒已久，今其性安在?"
張德輝回答：“聖人與天地終始，無所往而不在。王能行聖人之道，即為聖人。性固在此帳殿中矣。”
忽必烈又問：“或雲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張德輝回答說：“遼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親睹。宰執中雖用一二儒臣，餘則武弁世爵，若論軍國大計，又皆不預。其內外雜職，以儒進者三十分之一，不過閱簿書，聽訟理財而已。國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者，儒何咎焉?"
忽必烈深表讚許，又問：“祖宗法度具在，而未設施者甚多，將若之何?"
張德輝指桌案上的銀盤為喻：“創業之主，如製此器。精選白金，良匠規而成之，畀付後人，傳之無窮。今當求謹厚者司掌，乃永為寶用。否則不惟缺壞，恐有竊之而去者。”忽必烈思索良久後說：“此正吾心所不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