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要等待時機打擊洋人，以實現其宮廷陰謀。近代中國，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這對主要矛盾的存在與激化，終於使慈禧找到了一個“公報私仇”的良機。
自膠州灣、旅大港事變之後，中國的民族危機又進一步加深。光緒二十四年(1898),德國通過《膠澳租界條約》,獲得了建造膠濟鐵路、開采鐵路兩旁三十裏內各礦的特權。侵略者到處橫行，欺壓中國人民。膠濟路的局員隨意釘路樁，同山東高密縣農民發生口角，互相毆打，德軍借口保護鐵路，槍殺農民二十餘人，還勒令山東巡撫毓賢賠償路樁費和軍費三千四百多兩銀子，人民群眾非常憤慨。
清政府還借英款，聘用英國工程技術人員建造京奉鐵路榆錦段(1899年完工);又借俄款築蘆漢鐵路(1898年建成蘆保段，1900年建成保正段)。凡鐵路所經之處，舊式的交通運輸被棄置，線路上的房屋、田地、墳墓被毀壞，使無數的農民喪失了謀生的手段，家園慘遭破壞。
西方侵略者還利用宗教作為侵略中國的工具，天主教和耶穌會的傳教士遍布全國城鄉，他們招謠撞騙，掠奪田產，欺淩百姓，包攬訟詞，無惡不作。所以，各地的所謂教堂，實際上成了外國侵略勢力的組成部分。這不能不引起中國廣大人民的憎恨。
不僅如此，那些外國傳教土還以一省最高長官自居，侵犯中國主權。山東傳教士就自稱“巡撫”,命令各地方官員服從教會指示，鴉貴州的主教胡還公然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保舉官員。山東鄒縣西南鄉教堂教士，向商賈收稅，苛暴異常。福建主教發賣執照，每張二十四元，奸民買一張執照，便可當作護身符，在鄉裏為所欲為，其權力勝過官府。此外，霸占民房等事件，各地屢有發生，官府無可奈何。法國傳教士在江蘇淮安強占民房，英國傳教士在福州烏石山圈占公地，在登州強租民居，屢見不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