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情勢緊急的情況下，我唯一想到能和我改變這一切的人，就是師父。
17號下午3:05，我火速來到師父的辦公室，也不管師父正在幹嘛，就開始講金城南這個案子，包括我認為現在對這個案子的偵破工作，情感過於大於理智，根本不符合程序。
師父一開始是想打斷我的，但看我確實太在意，她便耐著性子聽了下去。
“所以，這個案子沒有屍檢？”
全部聽完我說的，師父提出了這個問題。
“對，沒有屍檢。師父，你是不是覺得這也太離譜了？這是刑事案件，怎麽可能因為家屬不同意，就不屍檢呢？”
比起我，師父淡定多了。
“你等一下不要出聲，我要打幾個電話。”
師父開始打電話，從她對對方的稱呼來看，個個都是來頭不小的大人物。
“好的，明白了。”
掛斷最後一個電話，師父坐了下來，她的大長腿一如既往的擱到了辦公桌上，但並沒有抖動。
“我先說這個案子，並不是不做屍檢，而是在流程上有點特殊。趙光明的屍體，咱們這邊肯定是要做屍檢的，但是鈴木杏子的屍體，我們答應日方，在他們回國後，由他們進行屍檢，並和我們共享報告。”
“還能有這種安排？”
“我也是第一次聽到這種處理方案。這個案子是不是有一個日本警察，這個方案能夠實施，他在當中出了不少力。”
“吉野一郎。”
“對，就是這個名字。他的這個方案，充分考慮了被害者家屬的心情。而且他以日本警方的專業性做背書，我們也不可能懷疑他們屍檢報告的專業性。”
“那真實性呢？”
“日本警方為什麽會在這樣的一個案子上作假？”
師父的這個問題，我一時之間回答不出來。
“還有一點，這個案子很可能會引發輿情危機。鈴木杏子在網絡上有相當的關注度，可以說是一個特別積極健康的形象。這樣的人，以這樣的方式死在咱們這兒，一旦處理不好，後果很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