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遠在西南邊陲，夫人唐筼攜三個女兒在香港苦苦度日，雖然每個月都能收到陳寅恪寄來的薪金，但是因為不斷貶值，換成港幣已不足以維持生活，不得不搬家至九龍城附近，與西南聯大沈教授家眷合住。
禍不單行的是，在如此窘迫的困境中，幼女美延染上百日咳，三個月內晝夜尖咳，而唐筼的心髒病在陳寅恪走後也愈發嚴重，後來在許地山夫人的幫助下，才住進醫院。
1939年春，陳寅恪被英國皇家學會授予研究員職稱，並收到牛津大學漢學教授聘書，請其赴牛津主講漢學。這是牛津大學創辦三百餘年來首次聘請一位中國學者為專職教授。麵對如此極具榮譽的禮聘，陳寅恪曾兩度辭謝，後考慮到一直住在香港的夫人唐筼患有嚴重心髒病，不能攜家抵昆明團聚，同時想借赴英的機會治療眼疾，最終答應就聘。在得到西南聯大主持校務的梅貽琦同意後，陳寅恪乘車由安南轉往香港做赴英的準備。整個歐洲的漢學家風聞陳寅恪即將赴英，皆雲集於奧格司佛城，靜坐以待。
意想不到的是，陳寅恪抵港未久，歐洲戰火突起，地中海不能通航，何時能夠起程，杳無可知。陳寅恪茫然四顧，不知如何是好，此番往來，國難、家愁、離恨鬱結心頭，失望、苦惱、無奈交織成路，無限感慨寄於《己卯秋發香港重返昆明有作》一詩：
暫歸匆別意如何，三月昏昏似夢過。
殘剩河山行旅倦，亂離骨肉病愁多。
狐埋狐椅催亡國，雞犬飛升送逝波。
人事已窮天更遠，隻餘未死一悲歌。
1940年，抗日戰爭進入最艱苦的年代。日軍雖已無力進攻西南，但常遣飛機轟炸成都、重慶、昆明、貴陽等城市。聯大教師生活每況愈下，雖然薪水照舊，但是因為通貨膨脹，每月350元的薪金，現按當時生活指數折合，僅值13.60元。故陳寅恪寫下詩句曰：“淮南米價驚心問，中統錢鈔入手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