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在北大逐漸受到了學生的認可，傅斯年、羅家倫、毛子水、顧頡剛這班學生在和胡適有了較深的了解和溝通之後，便常到他家裏，由客氣的請教，再到肆無忌憚的討論爭辯。
在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之後，北大師生中，文言寫得不通或不好而讚成新文學的人很多，而文言寫得很通很好而讚成新文學的很少。傅斯年、顧頡剛等人均是後一類，他們真正能夠懂得用白話文的意義和道理。尤其是傅斯年，從師國學大師黃侃，並學著老師的模樣穿大袍褂，拿大葵扇，原是很守舊的，但在文學革命中，他站在了胡適等革命派這一邊。
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的主張，就是在和這些年輕人的討論中提出來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胡適說到：“我的《文學改良芻議》發表以來，已有一年多了。這十幾個月之中，這個問題居然引起了許多很有價值的討論，居然受了許多很可使人樂觀的響應。我想我們提倡文學革命的人，固然不能不從破壞一方麵下手。但是我們仔細看來，現在的舊派文學實在不值得一駁。什麽桐城派的古文，《文選》派的文學，江西派的詩，夢窗派的詞，《聊齋誌異》派的小說，都沒有破壞的價值。他們所以還能存在國中，正因為現在還沒有一種真有價值、真有生氣、真可算作文學的新文學起來代他們的位置。”有了這種“真文學”和“活文學”，那些“假文學”和“死文學”，自然會消滅了。所以我望我們提倡文學革命的人，對於那些腐敗文學，個個都該存一個“彼可取而代也”的心理，個個都該從建設一方麵用力，要在三五十年內替中國創造出一派新中國的活文學。
《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更明確地標示出要以“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作為文學革命的宗旨，他指出：我們所提倡的文學革命，隻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我們的國語才可算得真正國語。傅斯年等人不僅在學術上認同胡適，更重要的是他們在思想上、文學上成了胡適的和聲。繼陳獨秀《文學革命論》之後，錢玄同、劉半農、魯迅、周作人、沈尹默、高一涵、傅斯年等人相繼響應。隨著新文學運動的發展，刊物也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胡適、李大釗的扶植下，以傅斯年、羅家倫為首發起成立純學生組織“新潮社”，並於1919年元旦創刊《新潮》。其成員包括傅斯年、羅家倫、毛子水、顧頡剛、潘家洵等人，他們在反封建、毀禮教，鼓吹新文化和文學革命等方麵起過重要的作用，成為中國自由主義的一股最有朝氣、最富有時代精神的新生力量。尤其是傅、羅、毛、顧、俞和胡適交誼很深，多為終身知己和受胡適影響較深的學者，成了胡適的和聲和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