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的夏天，26歲的胡適從美國的康奈爾大學獲得了哲學博士學位，回到了國內，接到了北京大學教授的聘書，受聘成為了北京大學的教授。
後來，胡適結識了陳獨秀和蔡元培，陳獨秀和蔡元培的出現，使胡適的文學革命和自由主義思想從彼岸投向了祖國。
1897年8月，陳獨秀到南京參加江南鄉試時，結識了從績溪來南京江南陸師學堂讀書的汪希顏。後來又結識了汪希顏的胞弟汪孟鄒。1902年3月，陳獨秀自日本回國，在南京通過汪希顏，認識了陸師的章士釗和趙聲。1904年，陳獨秀在蕪湖汪孟鄒主持的“蕪湖科學圖書社”辦起了《安徽俗話報》，1914年，章士釗在日本創辦《甲寅》月刊。胡適在上海求學時，通過許怡蓀、程樂亭、程士範、胡祖承等同鄉，結識了汪孟鄒，並在汪孟鄒引介下讀到了陳獨秀的《安徽俗話報》。
1915年，陳獨秀從日本回國創辦《青年雜誌》，他和亞東圖書社老板汪孟鄒閑談。汪孟鄒告訴他，有位在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學哲學的老鄉，文章寫得非常好。陳獨秀問他，你說的這個人是不是胡適？原來，陳獨秀早在日本留學時就收到胡適從美國的信，對他的文采印象深刻。於是，他就通過汪孟鄒向胡適約稿，中間的過程很曲折。雖然兩個人沒有見麵，但他們通過書信來往，成了朋友。兩個人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起了新文化運動，他們以“德先生”和“賽先生”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口號，宣揚民主與科學。1916年8月，胡適收到陳獨秀寄來的信和《新青年》。8月21日，他複信陳獨秀，對其“吾國文藝猶在古典主義、理想主義時代，今後當趨向寫實主義”的見解表示讚同，但對該雜誌上登謝無量的律詩用死文字頗為反感，並尖銳地指出：今日文學腐敗，“蓋可以‘文勝質’一語包之……今日欲言文學革命，須從八事入手”。接著胡適把與諸友關於文學革命的論爭和由此而產生的“文學革命八條件”向陳獨秀作了陳述。思想激進的陳獨秀，正欲求在文學上找革命的突破口，讀了胡適的信後非常高興，並來信催促胡適說：“文學改革，為吾國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戲言，更非空言……切實作一改良文學論文，寄登《青年》。”1916年底，在美國留學的胡適，將其《文學改良芻議》的文稿寄給了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發表在第2卷5期上。其實，陳獨秀也早有文學革命的主張，與胡適不謀而合。為了給胡適之文大壯聲勢，他親自撰寫了《文學革命論》一文。提出“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吾友胡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