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前往延安考察，並且與毛澤東進行了會談，在會談結束後，7月4日，傅斯年在延安中共中央機關所在地看望了久別的弟子劉燿。劉燿是抗戰前史語所發掘殷墟時從河南大學招收的畢業生，與石璋如、尹煥章等一同進入史語所參加殷墟發掘，算是傅斯年學生輩的人物。抗戰時期，劉燿隨史語所抵達長沙，不久後就離所徑自奔赴延安，化名尹達投入了共產黨陣營，先後進入陝北公學、馬列學院學習，後進入馬列學院曆史研究室從事馬列學說的研究，1941年到延安方麵設立的中央出版局任出版科長。傅斯年就是在出版局所屬的一口窯洞裏見到這位劉燿。
盡管政治立場各有不同，但就傅斯年和劉燿的師生情而言，此時相見，確有他鄉遇故知的感覺，一幕幕往事湧上心頭。遙想戰前的殷墟發掘，那是何等的壯觀氣派，令人心旌搖**。可是，隨著抗日戰爭爆發和國共對立摩擦，導師與弟子分處天南地北，一別數載都不得相見，也足以令人唏噓。
傅斯年看了劉燿的工作環境和工作成績，並不滿意。他忘了眼前的形勢和各自所處的環境與政治地位，一時感情衝動，竟有些糊塗和一廂情願地動員劉燿隨自己一道回四川李莊史語所，重操舊業，接著續寫他此前已經完成大半的《山東日照兩城鎮史前遺址發掘報告》。但是這一提議，對已經選擇了革命道路的劉燿來說，當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劉燿的陪伴下，傅斯年參觀了延安的中央研究院、馬列主義學院等學術機關，見到了馬列學院的副院長兼曆史研究室主任範文瀾。範文瀾是傅斯年的學長，於1917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國學係。
範文瀾畢業後在中學、大學做了近20年的教書匠，於1939年10月辭職後跑到延安並很快受到重用，開始以頭號馬列主義曆史學家的身份撰寫《中國通史簡編》。據說該大作出版並經《新華日報》連載後，曾轟動一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