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與李莊失之交臂，在動**不安中，史語所也由興盛轉向衰敗。
1941年，國民黨政權發動了“皖南事變”，國共兩黨關係出現危機，嚴重影響了團結抗日的大局。
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許多有識之士以民族大義為重，強烈要求國民黨從西北地區撤回胡宗南部，解除對延安和共產黨部隊的包圍與封鎖。
在各色人物的奔走呼號下，1944年9月15日，國民參政會第三屆第十四次會議正式提議組織延安視察團，奔赴延安考察。並推薦冷遹，胡霖、王雲五、傅斯年、陶孟和為該視察團團員。
這項提議以絕對多數讚成而通過，在場的一百四十名參政員中有一百三十八名投了讚成票。傅斯年等人之所以被推薦，是因為他們在當時的教育界、出版界、新聞界有一定的聲望，又沒有黨派關係。但由於種種原因，視察團組成後並沒有立即出行。
1945年5月，隨著盟軍打垮並占領了德國，取得了歐洲戰場上的決定性勝利，國際形勢急轉直下，日本麵臨著全麵崩潰的結局。與此同時，在中華這塊地盤上，國共之爭也到了要徹底攤牌的最後關頭。
在劍拔弩張的時刻，中國民主同盟登場了。此同盟成員大多是散落於社會各界的儒生、策士，首領如章伯鈞、羅隆基、黃炎培、左舜生等，都是很有名氣的知識分子與不安現狀的謀僚策士。
在這充滿動**與機遇的曆史時刻，這些儒生策士們產生了一種幻覺，認為戰國爭雄的蘇秦、張儀時代再度來臨，憑借他們的三寸不爛之舌，施展揣摩、捭闔、鉤鉗、合縱、連橫、轉丸等“**陽取”的遊說權變之術，就可以令各方諸侯俯首聽命，實現國家和平。
他們同時認為，既然天下格局如今已成三分之勢，那麽抗戰勝利後也應該由三方共同執政。按照這一思維方式，黃炎培、章伯鈞、羅隆基等人，都認為當前的機會瞬息萬變，稍縱即逝，一旦失之交臂，永不可複得！於是，儒生們的興奮點很快就集中在要盡力促成由各黨各派共同參與、掌控的聯合政府這一現實行動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