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因為霸氣外溢的性格為自己樹立了不少對立麵，有人在重慶召開的學術會議上就曾公開向傅斯年叫板說：“中央研究院各所所長都是大學問家，傅斯年有什麽學問？他是怎麽當上曆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的？”相互間積怨之深可見一斑。
有些人總以為傅斯年本身的著作還不夠多，除了《性命古訓辨證》外，都是些零碎的文章。其實要說傅斯年一生在學術上沒有什麽大部頭的皇皇巨著，確實是事實，但就像鄧廣銘說的那樣“我們不能用著作多少來衡量一個人在學術上的貢獻”。
傅斯年是個堅定的愛國者，從他的言論、著述和行為方式中，我們可以看到，在他的內心深處蘊藏著一股強烈的民族意識，因而被人稱為“狂熱的愛國者”。他崇尚氣節，推崇民族大義，視國家分裂為民族恥辱，並把維護和鞏固國家的統一作為“書生報國”的神聖職責。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東北大地淪陷於日寇之手。在中國政府的抗議、請求與國際聯盟的壓力下，1932年1月，國聯組成以英國人李頓爵士為首的五人調查團，前往中國和日本調查事變的原因和經過。
見此情形，驕狂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大造輿論，宣揚“滿蒙在曆史上非支那領土”，意在表示日本人占據此地是既合理又合法。傅斯年看到日本人竟然在世界人民的眼皮子底下玩弄偷天換日的鬼把戲，立即蹦將起來。懷著一腔愛國熱情外加對日本人的憤慨，傅斯年主動聯絡方壯猷、徐中舒、蕭一山、蔣廷黻等史學家，動手撰寫了《東北史綱》，意在還原曆史本來的麵目，戳穿日本人的謊言和陰謀，同時為李頓調查團提供日本侵略中國的證據，以便國聯正確裁決。
在這種形式的壓迫下，傅斯年以驚人的毅力和速度很快撰就了《東北史綱》第一卷，並由李濟節譯為英文，分送給來華的國聯李頓調查團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