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立誌要把台灣大學建設成一個能達到世界水準的學府，但世事紛亂與勞累過度，讓他的健康每況愈下。
1950年的夏天，傅斯年身患膽結石，不得不到醫院做手術。出院時醫生勸他至少要在家中休養一星期，但台大的事務紛亂如麻，根本無法辦到。對此，朱家驊曾十分傷感的回憶道：“在孟真去世的前幾天，閑談之中，他忽然對我說：你把我害苦了，台大的事真是多，我吃不消，恐怕我的命得斷送在台大了。’當時我隻以為他是因感覺辦事的辛苦，才這樣說的。不想數日之後。。。。。。”
像冥冥中有一種定數，傅斯年於心力交瘁中，生命的步伐戛然而止，一頭紮進了煙雨迷蒙的黃泉古道。對此，俞大綵有一段深情的回憶，她說：“1950年十二月十九日，他去世的前夕，是一個寒冷的冬夜，我為他在小書室中升炭盆取暖。他穿著一件厚棉袍伏案寫作。我坐在對麵，縫補他的衣襪。因為他次日要參加兩個會議，我催他早些休息，他擱下筆抬頭對我說，他正在為董作賓先生刊行的《大陸雜誌》趕寫文章，想急於拿到稿費，做一條棉褲。他又說，你不對我哭窮，我也深知你的困苦，稿費到手後，你快去買幾尺粗布，一捆棉花，為我縫一條棉褲，我的腿怕冷，西裝褲太薄，不足以禦寒。”
傅斯年說到這裏，俞大綵一陣心碎。盡管當時台灣的經濟狀況極度混亂糟糕，但比起抗戰時期在昆明和李莊總要好一些，傅斯年作為當時台灣島內唯一一所大學的校長兼“中研院”史語所所長，一般人覺得他不該再像李莊時代那樣貧窮了，殊不知當時傅斯年領的隻有台大的一份薪水，兒子傅仁軌仍在美國讀書，他和時任台大英語係副教授的夫人俞大綵兩個人的收入，僅能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此前傅斯年拿到一筆報刊文章的稿費，想托衛生署的官員劉瑞恒出差到香港時買一套現成的西服，但把稿費和家裏的存款加起來也隻能買一件上衣。傅斯年隻好說：“幸而我還有沒破的褲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