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貽琦聘請了數位青年才俊進入清華執教，其實這也是順應時代的需求。
盧溝橋事變爆發前，中國現代教育欠缺，大學數量極少，清華的教職人員多出自本校，因而形成了“我群意識”，特別是留美“少壯派”逐漸成為左右清華校務的中堅力量。
這個力量具有鮮明的排他性，凡非清華出身，或雖出身清華但與清華師生無密切聯係者，不管借助何種力量入主清華，都會引起他們的警覺與心理反感，從而麻煩不斷，幾乎沒有長久執柄的可能。
深知此要害的羅家倫，借北伐成功的威望和蔡元培、蔣介石之力進入清華，意識到這種狀況不革除不足以立足，而清華也得不到好的發展，所以以生猛的“革命精神”打開門禁，大量延聘非清華出身者來校任職任教。這一做法雖然取得了一些成效，開創了新的局麵，但仍未避免被清華師生合力趕出校門的命運。
梅貽琦長校，原本應該被清華“少壯派”忌憚，但這個時候，無論是世界局勢還是國內情形都發生了巨大演進，人的思想意識也隨之發生劇變，三年的留學生監督生活，也讓梅貽琦開拓了眼界，對世界教育大勢有了更深切的認識，同時，他對周詒春之後，特別是羅家倫、吳南軒等長校者走馬燈似的被逐出校門的內在緣由，進行了深層次的思考並吸取教訓，決定以學校與師生的發展和利益為重，摒棄老一套幫派勢力做法和個人名利思想，順勢而行，為國家民族教育而爭勝。
隨著梅貽琦竭力扶持的“教授會”“評議會”“校務會議”三會製度，在清華園的重新確立與完善，以及梅貽琦本人的人格魅力，“清華人”逐漸感到學校是我們大家的，“誰都有一份兒”，於是不再過分拘泥於“非本校出身者不能到清華就職、任教”的思維，加之時代已呈現出“二千年未有的大變局”，歸國留學生如通天河水滾滾而來，全國大學數量猛增，學生人數十倍百倍地迅速增長，學問道德皆一時之選的名教授成為稀有資源，出現了教授選學校、學校爭教授的新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