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昭宗李曄是一個生不逢時的天子。
無論從哪一方麵來看，他都不像是一個亡國之君。文德元年（公元888年）三月，年僅二十二歲的李曄登基的時候，史書是這麽評價他的：“昭宗即位，體貌明粹，有英氣，喜文學，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複前烈之誌！尊禮大臣，夢想賢豪，踐阼之始，中外忻忻焉！”（《資治通鑒》卷二五七）
這麽一個英年即位、銳意中興的天子的確和他的父兄懿、僖二宗毫無相似之處，倒是和憲宗、宣宗頗為神似。難怪朝野都為之感到欣喜，並對其寄予厚望。倘若他早生幾十年，也許完全有可能締造出媲美於“元和中興”和“大中之治”那樣的政治局麵。
然而，不幸的是，從李曄登基的那一天起，甚至從更早的時候起，大唐帝國就已經陷入一個無可挽回的亡國之局了。
即便昭宗有力挽狂瀾之心，有振衰起弊之誌；即便他擁有一個帝國拯救者所應具備的全部勇氣、鬥誌、豪情、膽識、魄力、自信心、使命感，可他唯獨缺了一樣——時代條件。
天時、地利、人和，他一樣也沒有。
李曄就像一個孤獨的拯救者，置身於千千萬萬個帝國終結者的包圍圈中，左衝右突，奮力廝殺，可到頭來卻發現——自己隻是一個單兵！
一個疲憊絕望的單兵。
一個無人喝彩的單兵。
一個苟延殘喘的單兵。
一個沒有同盟、沒有援軍、最終力竭身亡的單兵……
昭宗即位時，大唐帝國早已被“藩鎮割據、宦官亂政、朋黨相爭”這三大政治頑疾搞得氣息奄奄，並且在黃巢起義的打擊下變得搖搖欲墜。換句話說，他從昏庸無能的父兄手中接過來的純粹是一個爛攤子。
李曄知道，要收拾這個爛攤子可謂難如登天。
但他堅信——這並非不可能。雖然要做的事很多，要走的路很長，但是昭宗李曄並沒有絲毫的畏難和疑懼，而是顯得躊躇滿誌、意氣風發，並且一即位就迫不及待地邁出了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