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自濡須口撤軍，四月回到鄴城。撤軍原因當然出師不利、春水將至、勝負難卜、不宜繼續暴師在外的一麵，但更重要的方麵則是不能長時間離開政治中心。此前西征韓遂、馬超，建安十六年(211)七月出兵，次年正月還鄴，前後半年多；此次用兵孫權，建安十七年(212)十月東出，次年四月還鄴，又是半年多的時間。看似偶然，實有內在的必然因素。
實際上，曹操即使軍臨前敵之時，也從未放棄對於發展自己勢力、鞏固自己地位有關的朝中大事的謀劃。當時的政治中心實際在鄴，但諸多大事在形式上還要通過漢獻帝。曹操在其還鄴前後，謀劃並通過漢獻帝實施了兩件大事，一是正月庚寅(213年2月10日)“詔並十四州，複為九州”。十四州為司州、豫州、冀州、兗州、徐州、青州、荊州、揚州、益州、梁州、雍州、並州、幽州、交州；複為九州，則省司州、涼州、幽州、並州四州，其中最重要的變動是割幽州、並州二州及司州之河東、河內、馮翊、扶風四郡入冀州。二是五月丙申(6月16日)“以冀州十郡封曹操為魏公”,並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由此可以看出，曹操撤兵，與其說是軍事原因，毋寧說是出於政治大局的統籌與考慮。
曹操撤軍，並非如烏林兵敗而返。他從容地做了一些禦敵部署，一使張遼、樂進、李典等七千人屯兵合肥；二是遣廬江太守朱光屯兵皖(今安徽潛山縣),大開稻田。三派間諜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內應。
曹操擴地晉爵的作為，用心完全昭示於天下，大大震動了孫權、劉備等。
建安十九年(214)閏五月，孫權主動發起了向皖城的進攻。這時的皖城實為孤城一座。造成這種情況是曹操的一次錯誤決策所致。史載，建安十四年(209)曹操軍譙備邊時恐濱江郡縣為孫權所略，不聽揚州別駕蔣濟“自破袁紹以來，明公威震天下，民無他誌，人情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的勸說，硬是令民內徙，結果造成“江淮間十餘萬眾皆驚走矣”。這是對孫權有利的態勢。大將呂蒙勸孫權說： “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眾必增，如是數歲，操態見矣，宜早除之。”於是，孫權親自率軍征皖城，諸將欲作土山，添攻具，呂蒙急趨孫權麵前提出速攻的意見，說： “治攻具及土山，必曆日乃成，城備既修，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麵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孫權接受了呂蒙的建議，即時發起進攻。呂蒙薦甘寧為升城督。甘寧手持練，身緣城，為士卒先，督攻在前；呂蒙以精銳繼後而進。“侵晨進攻，蒙手執袍鼓，士卒皆騰踴自升，食時破之”,獲朱光及男女數萬口。戰局果如呂蒙所料，很快便以勝利結束。張遼率兵來救，未至，聞皖城已失，隻好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