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以軍政相濟之用，名重勢大，居高臨下，討張繡，擊袁術，征呂布，戰袁紹，伐烏桓，沒幾年，軍功顯赫。軍功大，兵力多，權力日隆，為他進一步考慮政治製度的改革和集權問題提供了條件。
史載，建安十三年(208)六月，曹操罷三公，複置丞相、禦史大夫，而且自己當了丞相。其目的就是把還有點名義權力的三公通通罷置，而樹立了一個獨攬大權的最高行政、軍事長官。
三公官，曆代指謂不同。《尚書·周官》稱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漢初，以丞相、禦史大夫、太尉為三公；哀帝元壽二年(前1),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為三公；東漢以後則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三公製和丞相製實是兩種不同的製度。就漢代來說，西漢成帝以前雖有三公的稱謂，但無實際職權，所以基本上是丞相製，丞相助理萬機，權力很大；成帝時，改禦史大夫為司空，與大司馬、丞相是為三公，其實都是宰相。丞相的職權被一分為三。三公製削弱了丞相的獨斷權力，實是對丞相製的否定。東漢初年延用西漢官製，但“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台閣”, “三公之職，備名而已”。當然，三公的地位，如前所述，仍甚尊貴，對於政治大局仍有極大影響。因此，三公的存在，對於曹操的集權來說，無疑依然是極大的障礙。所以，他為了集權而徹底否定三公製，恢複丞相製，實在是情理中事。丞相製的恢複，實際就是對丞相獨斷權力的恢複，是中央或某一人集權的需要，是對三公製的否定。
其實，這一步驟早在建安元年他自為司空、錄尚書事之前就已經開始了。他八月迎漢獻帝都許，九月就借故把太尉楊彪和司空張喜罷掉了。建安十三年春又把僅存的一位三公司徒趙溫以“辟臣子弟，選舉不實”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