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主義的社會製度必然導致土地兼和賦役不均的現象。豪民侵，土地集中，使小民兼賦，陷入極度貧困。鑒於此，建安九年(204),曹操打敗了袁紹，基本上控製了河北以後，針對袁紹弊政所造成的惡果和戰亂以來民生凋敝、經濟蕭條以及豪民兼並的嚴重情況，發出了兩道命令，一為《蠲河北租賦令》,令稱：
河北罹袁氏之難，其令無出今年租賦。
這是一種恤民性質的臨時措施，雖然僅免一年的租賦，但對於爭取民心當有極大好處。另一道命令是更能反映曹操思想的重要材料：《抑兼並令》。令文說：
“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強擅恣，親戚兼並；下民貧弱，代出租賦，銜鬻家財，不足應命。審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為逋逃主；欲望百姓親附，甲兵強盛，豈可得邪!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郡國守相明檢察之，無令強民在所隱藏，而弱民兼賦也。
此令的中心思想是抑製兼並，製止強民將其負擔轉嫁到小民身上；同時，反映了曹操秉政期間一改漢代租賦製度而向租調製度的轉變。
曹操抑製兼並的理論根據和前提是孔子對冉有和子路說的兩句話。《論語·季氏》說，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和子路(二人時為季氏家臣)去告訴孔子，孔子表示反對並批評了二位弟子，然後闡明了自己的思想： “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根據“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分析孔子的前兩句話，應作“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和，不患貧而患不均”。當然，曹操引用時並未作此考證，隻是從中汲取其思想內涵而已。這就是說，曹操抑兼並、重豪強兼並之法的思想是很明確的，就是減少不均，緩和矛盾，從而減少或避免社會的不和、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