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貞觀之治”,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就是任賢致治。貞觀能臣為“貞觀之治”貢獻了自己的聰明才智，其中唐太宗的卓越人才觀與用人政策起了重大的作用。
人才能否得以施展才能，關鍵在於選用者的識拔能力，世稱唐太宗明於知人，善於用人，征諸史實，殆非虛語。貞觀晚年，他總結了自己的用人經驗，指出：用人之道，尤為未易。己之所謂賢，未必盡善：眾之所謂毀，未必全惡。知能不舉，則為失材；知惡不黜，則為禍始。又人才有長短，不必兼通。是以公綽優於大國之老，子產善為小邦之相。絳侯木訥卒安劉氏之宗，嗇夫利口不任上林之令。舍短取長，然後為美。
知人難，難在不易盡知。“己之所謂賢，未心盡善；眾之所謂毀，未必全惡”,指出了主觀認識與客觀實際之間的矛盾。好壞善惡自有客觀標準，本人與他人的看法難免摻雜主觀的成分，故處理好知人問題上主觀與客觀的矛盾，要有辯證思想，對人言要區別對待，既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
作為羅致人才的君主也要全麵分析，唐太宗正是如此。他對輔佐大臣的才幹得失，總是區分優劣、全麵衡量的。如他評價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對敏速，而總兵攻戰，非所長也。”品評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聰悟，臨難既不改節，為宮亦無朋黨；所少者骨鯁規諫耳。”這些品議無不恰當、中肯，正是唐太宗明辨長短、兼知優劣的表現。
在唐太宗看來，兼明優劣僅僅是知人的一個方麵；知人的另一方麵則是“知能不舉，則為失材；知惡不黜，則為禍始。”人有才能，就得舉用；舉用之後，發現劣跡，不得姑息，必須斥退，可見，唐太宗的知人之明是包括了解人才兩個階段的全過程的，而且兩者之間存在著辯證關係。即在了解的前提下使用，在使用的過程中通過考察加深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