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不僅規定了以“靜”為特征的施政方針，而且采取具體措施加以落實。唐初，在政治上經濟上努力創造各種條件，以便恢複與發展農業生產，為封建國家提供富裕的財源。具體地說，重農政策包括以下幾點。
要使百姓“安靜”,首先要有田可種。經曆隋末喪亂，州縣蕭條，人口稀少，大量空荒地的存在是唐初實行均田製的前提。武德七年四月，唐高祖頒布均田令，規定： “丁男，中男給(田)一頃，所授之田，十分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世業之田，身死則承戶者便授之，口分，則收入官，更以給人。”這種計口授田的土地分配法，是在唐初地廣人稀的特殊曆史條件下產生的，也是繼承北魏、隋朝的均田製而稍加損益。它在一定程度上限製了士族，豪強對土地的壟斷。
但是，武德七、八、九年間，皇室內爭激烈，均田令並未認真貫徹。唐太宗即位後，才開始切實地推行。貞觀初，長孫順德為澤州刺史，發現“前刺史張長貴，趙士達並占境內膏腴之田數十頃，順德並劾而追奪，分紿貧戶。”貞觀十一年七月二十日，因暴雨成災，唐太宗“詔廢明德宮及飛山宮之玄圃院，分給河南，洛陽遭水戶。”這些例子說明，當時確實分配過土地，而分配原則無疑是均田令。
當然，在地主土地私有製的情況下，所謂“均天下之田”是根本不可能的。誠如元代馬端臨所說：“似所種者皆荒閑無主之田廣，固非盡奪富者之田，以予貧人也。”所以，在空荒地較少的地區即“狹鄉”,農民群眾往往得不到法定的百畝。貞觀十八年二月，唐太宗“幸靈口，村落倡側，向其受田，丁三十畝。遂夜分而寢，憂其不給。”對於受田不足的情況，深感憂慮。
如何解決這個矛盾呢?唐太宗極力鼓勵農民遷往空荒地較多的地區即“寬鄉”,以便給足田數。貞觀元年， “朝廷立議，戶殷之處，得徙寬鄉”當時，陝州刺史崔善為上表反對說：關中地狹戶殷，丁男全充府兵，如果任令遷移，都到關外去，關中空虛，很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