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年間，唐王朝的主要曆史任務是“削平區宇”,進行統一全國的戰爭，不可能把重點放在如何治理國家上。玄武門之變後，李世民為皇太子，開始執政，就令百官“備陳安人理國之要。”正式即位後， “安人理國”更成為一個極端緊迫的任務。
武德九年十月，唐太宗親自主持關於“自古理政得失”的辯論，力圖找到一條實現“天下大治”的途徑。當時麵臨著百廢待舉、百亂待治的局麵，大亂之後究竟能否大治?“人皆異論”,持懷疑態度的不少。連求治心切的唐太宗，也發出了“今大亂之後，其難治乎?”的感歎，對於唐初“致治”缺乏信心。唯獨魏徵滿懷信心地說； “亂後易教，猶饑人易食也”, “若聖哲施化，上下同心，人應如響，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為過，三年成功，猶謂其晚。”這是很有見地的。
可是，大臣封德彝等人卻大不以為然，引證曆史，說什麽夏，商、周三代以後，人心漸漸地澆薄，所以秦朝專用法律，漢朝雜用霸道，它們是想教化而不能，不是能教化而不想。甚至當著唐太宗的麵，厲聲指責： “魏徵書生，不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亂國家。”剛直的魏徵也不客氣，援古引今，考之史籍，反複說明亂後致“太平”的事例多得很，強調指出： “若言人漸澆訛，不及純樸，至今應悉為鬼魅，寧可複得而教化耶?”駁得封德彝啞口無言。
最後，唐太宗擯棄了封德彝的陳腐論調，采納了魏徵的建議，作出了“大治”天下的決策。經過數年的不倦努力，取得了“華夏安寧，遠戎賓服”的局麵。唐太宗情不自禁地讚歎說： “使我遂至於此，皆魏徵之力也。”可見，這場辯論，對於唐初“貞觀之治”發生了何等深遠地影響!
唐太宗和魏徵之所以比封德彝高明，是因為他們看到了人心思治的曆史趨勢。魏徵說： “凡人在危困，則憂死亡。憂死亡，則思化。思化，則易教。”從這種邏輯推理得出“致化”的結論，當然不可能科學地解釋曆史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