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門之變後，李世民親自執政，當然不能完全依靠武德時期的原班人馬來進行統治。如何整頓最高決策集團?這是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唐高祖時先後有十二位宰相，幾乎都是皇親元勳或者是貴族、士族。其中最受重用的，首推裴寂。裴寂是蒲州桑泉人，據說係“世胄名家，曆職清顯”。其實，在隋朝時“家貧無以自業”,僅撈了個晉陽宮副監的職務。由於他與李淵友誼頗深，參與起兵密謀，擁有“佐命之勳”,故在武德之朝崇貴無比。
可是，李世民卻和他曆來有矛盾。晉陽起兵後，發生多次的戰略分歧。武德二年，在劉文靜事件上又出現過嚴重的爭執。後來，在皇位的激烈爭奪中，裴寂公開袒護李建成。因此，唐太宗曾當麵斥責他說： “武德之時，政刑紕繆，官方弛紊，職公之由。”當然，把武德朝一切繆誤都歸咎於裴寂，亦欠公平。但是，裴寂貪於酒色，荒於政事，挑撥離間，製造糾葛，確是事實。
唐太宗處理裴寂問題是很講究策略的。從形式上看，裴寂還是受到尊重的，貞觀元年，食封一千五百戶，比所有的功臣都多，居位第一，實際上被剝奪了預議政事的實權。貞觀三年，發生沙門法雅案件。據偵查，裴寂和那個心懷“怨望”的法雅有牽連，就被免官，削食邑之半，放歸本鄉。 “寂表乞住京師，久而不去。太宗大怒。長安令王文諧坐不發遣令，笞三十”。不久，有人揚言“裴公有天分”。裴寂惶懼，竟然唆使他人殺人滅口。
唐太宗知道後，憤怒地宣布裴寂的四大罪狀：第一條， “位為三公而與妖人法雅親密”;第二條， “負氣憤怒，稱國家有天下，是我所謀”;第三條， “妖人言其有天分，匿而不奏”;第四條， “陰行殺戮以滅口”。最後說， “我殺之非無辭矣。議者多言流配，朕其從眾乎。”於是貶流於靜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