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專製主義的政治理論的重要內容，就是君為臣綱，君尊臣卑、臣忠於君之類的教條。從根本上說，唐太宗沒有也不可能跳出這個窠臼。但是，他把君臣之間看成魚水關係，強調君王離不開臣下的匡正，這倒不失為一種開明的政見。
鑒於隋朝滅亡的嚴重教訓，貞觀初期曾就如何處理好君臣關係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貞觀五年，魏徵提及隋朝“禁囚”事件，即隋煬帝令將領於士澄捕“盜”,一天竟斬決二千餘人。唐太宗認為，如此枉殺無辜， “非是煬帝無道，臣下亦不盡心，須相匡諫，不避誅戮，豈得唯行諂佞，苟求悅譽。君臣如此，何得不敗?”從隋亡的事實來看，一方麵固然是由於隋煬帝殘暴，聽不得諫諍；另一方麵也是跟臣下不盡心匡正密切相關的。唐太宗認為，即使君主自己賢明，但是，臣下不進直言，同樣會陷於危亡的境地。由此得出這樣的結論： “唯君臣相遇，有同魚水，則海內可安。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匡救，冀憑直言鯁義，致天下太平。”
當然，唐太宗所謂“君臣相需，事同魚水，”絕不是指君臣彼此平等關係，而是說“君臣本同治亂，共安危。”他多次向大臣們強調： “君臣合契，古來所重。” “君失其國，臣亦不能獨全其家。”這裏，君臣彼此的利害關係講得十分透徹。唐太宗把直言忠諫提到國家興亡、社稷安危的高度來認識，並從封建統治階級的共同利益出發，極力希望臣僚們“須相匡諫。”基於上述君臣“魚水”關係的認識，唐太宗還提出了君臣“共理天下”的政治主張。貞觀二年，他與群臣論治，闡明了“人君必須忠良輔弼”的道理，竭誠期望“君臣上下，各盡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為了造成這樣一種共商國事的開明政局，貞觀君臣們進行了不倦地努力，形成了貞觀一代諫諍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