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二年正月，唐太宗提出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什麽叫作明君、暗君?魏徵回答說： “兼聽則明，偏信則暗”。緊接著，列舉秦二世、梁武帝、隋煬帝“偏信”則亡的曆史教訓，證明“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擁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對於君王來說， “兼聽”就會有“天下大治”,“偏信”就會造成“天下大亂”。唐太宗聽了， “甚善其言”,完全讚同。
唐太宗不僅從曆史人物身上，而且從平常事例中體驗到個人認識的局限性。貞觀元年，他原以為自己從小善於弓矢，盡得其妙。有一次，得到良弓數十張，送給工匠驗看。工匠說，這些弓木心不正，脈理皆邪，通通不是良弓。由此他悟出自己並非無所不知，況且“天下之務，其能遍知乎!”又有一次，他對房玄齡說：有些文人與伎工總以為自己的長處，別人都比不上，然而，一旦和名工文匠相比較，就分出高低來了。由此唐太宗得出“自知者明，信為難矣”的結論，進而說明帝王“一日萬機，一人聽斷，雖複憂勞，安能盡善?”可見，唐太宗頗有點自知之明。
正因為唐太宗不把自己當作“盡善”的完人，因而主張依靠臣下，集思廣益。他對大臣們說： “朕既在九重，不能盡見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為朕之耳目。”他深知，作為帝王，如果炫耀聰明，傲視臣下，就會有亡國的危險。隋煬帝不就是一麵鏡子嗎?這位“好自矜誇”的暗主，護短拒諫，偏信了虞世基。農民起義早已風起雲湧，陷沒郡縣，而虞世基報喜不報憂，隋煬帝什麽都不知道。下情不得上通，其結果是身死而國亡。
貞觀三年十二月，在討論《論語》經義時，孔穎達提醒說： “若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淩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唐太宗聽了， “深善其言。”為了避免重踏亡隋的覆轍，他特別強調“朕遇千慮一失，必望有犯無隱”?希望大臣們踴躍諫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