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年間，由於唐太宗兼聽納下，君臣共商國事，諫諍蔚然成風，這是唐初“貞觀之治”之所以引人注目的重要方麵。
早在武德九年六月，李世民剛被立為皇太子時，就“令百官各上封事。”所謂“上封事”,就是文武官吏們提出關於治理國家的意見與建議。八月正式即位後，又號召百官“上封事”。短短的幾個月裏，上書奏疏之多，簡直像雪片似的飛來。
十二月，太宗對司空裴寂說： “比有上書奏事，條數甚多，朕總粘之屋壁，出入觀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盡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寢。”可見，年輕的皇帝李世民勵精圖治，對臣下們的意見是何等的重視!
當然，要倡導諫諍，首先必須打消臣僚的顧慮。如果動輒訓人，誰還敢講話呢?貞觀元年，唐太宗上朝時，威容嚴峻，咄咄逼人；臣僚上書奏事，失其舉措，顧忌重重。唐太宗知道後，馬上改變態度，和顏悅色，誠懇地聽取。
他對大臣們說： “人欲自照，必須明鏡；主欲知過，必藉忠臣。公等每看事有不利於人，必須極言規諫。”以後，多次表示，即使是“直言忤意",也絕不加以怒責。誠意如此懇切，臣僚們也就樂於開口言事了。
唐太宗還用獎賞辦法，鼓勵臣下直諫。有個人名叫元律師，被判死罪，司法官員孫伏伽進諫說：根據法律，不該處死，怎麽可以濫加酷罰呢!太宗聽後，覺得提得對，就賜予蘭陵公主園，價值百萬錢。有人說：孫伏伽所諫的是平常事，獎賞太厚了。唐太宗則認為，即位以來，未有過這樣的諫諍，所以特給重賞。終貞觀之世，對於上書切諫有功者，經常予以物質鼓勵。如貞觀四年，給事中張玄素涑修洛陽宮，賜絹二百匹。
貞觀八年，中牟丞皇甫德參上書切諫，賜帛二十段。貞觀十一年，侍禦史馬周上疏，賜物百段。貞觀二十二年，嬪妃徐氏上疏切諫，太宗特加優厚的賞賜。如此等等，不一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