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淵起兵晉陽時，為了爭取群眾， “即布寬大之令”,攻入長安後，曾約法為十二條。武德元年，鑒於隋煬帝的煩法酷刑的嚴重後果，宣布廢除隋《大業律令》;同時由裴寂、劉文靜等人依照隋《開皇律》,重新修訂法律。唐高祖李淵下令刪改律令的原則，說： “本設法令，使人共解，而往代相承，多為隱語，宜改刊定，務使易知。”不久，製定了新格五十三條，原則是“務在寬簡，取便於時”。及至武德七年，正式頒行新律令，即《武德律》。唐高祖以寬簡易知作為損益《開皇律》的指導思想，是受到隋末農民戰爭的震撼而要籠絡人心的做法。
唐太宗即位後，力圖完善《武德律》,指示群臣討論致治與立法的原則。當時，出現了寬嚴兩種截然不同的主張： “有勸以威刑肅天下者，魏徵以為不可。因為上言王政本於仁恩，所以愛民厚俗之意，太宗欣然納之，遂以寬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慎。”主張威刑嚴法作為立法之本的是封德彝，而主張慎刑寬法作為製法依據的則是唐太宗的智囊魏徵。這場爭論的實質，涉及唐初立國政策與立法原則的分歧。
經過辯論，唐太宗采納了魏徵的建議，以所謂“王政”來代替隋末暴政，進一步發展了李淵的寬仁思想。反映在立法思想上的變化是“仁本，刑末”的主張，形成了寬仁立法的思想依據。用魏徵的話來說，叫作： “仁義，理之本也；刑罰，理之末也”; “專尚仁義，當慎刑恤典”。貞觀三年，唐太宗在詔令中說： “泣辜慎罰，前王所重”,就是指此而言。
唐初這種寬仁慎刑思想的產生，絕不是偶然的。有學者認為： “始太宗因魏徵一言，遂以寬仁製為出治之本。其不欲以法禁勝德化之意，暾然與哀矜慎恤者同符。”把慎刑美化為封建統治者的仁慈恩賜，顯然是不對的。其實，由於唐初統治者親身經曆了隋末暴政所造成的“百姓怨嗟，天下大潰”的局麵，一方麵對農民戰爭深深戒懼；另一方麵認真總結隋亡的經驗教訓，因而提出了“寬仁”的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