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司法的另一個方麵，就是君臣比較守法。僅“守法”兩個字，在《貞觀政要》裏就反複出現過。如唐太宗對戴胄說： “但能為我如此守法，豈畏濫有誅夷。”正是由於君臣上下嚴格守法，才有唐初封建社會的“治世”。據記載，當時社會狀況是： “深惡官吏貪濁，有枉法受財者，必無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贓者，皆遣執奏，隨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謹。製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跡，無敢侵欺細人。商旅野次，無複盜賊，囹圄常空，馬牛布野，外戶不閉。”這自然是溢美之詞。在封建製度下，哪裏有牢獄常空、夜晚不關門的道理?但是，貞觀一代，執法嚴格，吏治清明，社會安定，則是無法否認的事實。
帝王引咎自責，自覺守法。具有雄豪氣質與果斷作風的唐太宗，難免有時“臨朝斷決，亦有乖於律令者”。斷決偶與律信紙相建並不奇怪，通常情況，君主不願承認，更不用說引咎自責了。
唐太宗乃一代英主，認為此非“小事”,強調自覺守法。他對廣州都督黨仁弘案件的處理，就是一個典型例子。黨仁弘在任勾結豪強，受賄金寶，以沒官的少數民族僚族作為奴婢，又擅自賦斂，被人告發， “法當死”。唐太宗憐其年老，又念其元功，從寬發落， “貸為庶人”。這自然觸犯司法尊嚴，自知“弄法以負天”,不願輕開這種先例，於是采取了“請罪於天”的辦法，經房玄齡等大臣再三勸阻，指出唐太宗“寬仁弘不以私而以功，何罪之請”。
盡管如此，他還是下了罪己手詔，說自己有三罪，即知人不明，以私亂法，未能善賞惡誅，以引咎來維護封建法律的尊嚴，這在封建帝王中極為少見。
唐太宗還要求大臣經常提醒他自覺守法。有一次，魏徵麵奏說： “居人上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上梁不正下梁歪的老調子，臣下唱過多次，庸主一聽就厭，唐太宗與眾不同，聞過則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