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對邊疆少數民族實行德化政策，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他的“綏之以德”“愛之如一”,就是德化政策的表現。
唐太宗的治國之術，是恩威並施，但重點放在所謂恩懷與德惠方麵，故其壓迫的形式較為緩和。他對待少數民族也是如此。貞觀二十二年，唐太宗目睹四夷君長爭相入朝的盛況，喜謂大臣曰： “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疲敝中國，所獲無幾，豈如今日綏之以德，使窮發之地盡為編戶乎!”漢代向稱盛世，漢武與唐宗都是炎黃子孫建樹統一大業的英主，但兩人對待四夷的統治之術卻不盡相同。漢武主在用兵，偏重威服，而少懷德化，結果是費力多收效小。唐太宗鑒於漢武帝的治術之失，轉而側重德化政策，深得四夷人心，結果是費力少收效多。
值得注意的是，麵對如此勳業，唐太宗並不單獨歸功於己，而是首先歸功於這一政策的創議者——魏徵。他憶及初即位時，有人勸他“耀兵振武，懾服四夷。唯有魏徵勸我： ‘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朕從此語，天下人寧。絕域君長，皆來朝貢，九夷重譯，相望於道。”可見，由魏徵建議、唐太宗實行的德化政策能使邊疆民族歸心。
為了有效地貫徹德化政策，唐太宗還慎選邊吏擔任都護、都督。貞觀元年，他任命李大亮為涼州都督，李大亮對散處伊吾的突厥餘部和其他部族“綏集之，多所降附”。貞觀四年，朔州刺史張儉招集思結族饑民，來者妥善安排，不來者聽其自便，並“不禁”分處兩地的“親屬私相往還”,對待境內的夷族可謂厚道寬仁了。貞觀十六年，唐太宗任命涼州都督郭孝恪為安西都護府都護，郭孝恪對雜居高昌的舊民與鎮兵及謫徙者“推誠撫禦，鹹得其歡心。”
貞觀二十一年，唐太宗置燕然都護府，以揚州都督府司馬李素立為都護， “素立撫以恩信，夷落懷之，共率馬牛為獻；素立唯受其酒一杯，餘悉還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