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畢生的事業，前有以武撥亂之功，後有“偃武修文”之盛。貞觀之初，魏徵曾經建議： “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唐太宗欣然采納，推行數年，成效顯著。所謂“修文”,主要是指尊崇儒術，兼隆佛道，興辦學校，製禮作樂，廣收圖籍，編纂史書等。這些文治措施，對鞏固唐初專製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起了重要作用。
自漢武帝以來，經學作為封建統治階級的正統思想，曆代帝王無不悉心倡導，唐太宗自然也不例外。由於唐王朝是統一強盛的封建國家，尊儒崇經也就帶有統一時代的特征。唐太宗以重要的組織者身份，設館禮賢下士，指示加強經籍的整理與注疏工作，促進了唐初經學的發展。
李淵、李世民父子出身關隴集團的將門，對於儒學原是不甚熟悉的。唐王朝建立後，逐漸地提倡起周、孔之道來了。武德二年，令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博求其後。武德七年，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享。武德九年，封孔子的後代為褒聖侯。及至太宗即位，又就如何估價與發揮周、孔之道的作用進行了討論。有一次，唐太宗說： “周孔儒教非亂代之所行，商韓刑法實清平之秕政。道既不同，固不可一概也。”魏徵接著指出，商鞅、韓非那一套“權救於當時，固非致化之通軌。”治天下要靠儒家的“王道”,這是貞觀君臣們的共同結論。
貞觀二年六月，唐太宗特地聲明： “朕所好者，唯堯舜周孔之道，以為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同年九月，君臣論治，王珪批評了“近代重武輕儒”的傾向，認為漢朝宰相無不精通一經，以經術致治， “由是人識禮教，治致太平。”唐太宗聽了， “深然其言”。君臣們所以如此重視，是因為儒學自有它的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