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即位之後，廣開藝能之路，延引百家之學，有一技之長的士人都可站出來為國效力。隻要是具有卓越的超人的才幹就可以出人頭地。這樣一來，那麽武帝的用人就包含著儒、法、道、縱橫、雜家、陰陽五行、術數、方士等各家各派。太史公還說，由於武帝執行這樣的政策，所以“數年之間，太卜大集”。
《漢書·東方朔傳》說“武帝既招英俊，程(計量、考核)其器能(才能),用之無不及”。這一記載與太史公上述對武帝的稱讚是一致的。
《漢書·武帝紀》載元朔五年夏六月的詔書中提到“詳延天下方聞之士，鹹薦諸朝”。師古曰： “詳，悉也。延，引也。方，道也。聞，博聞也。言悉引有道博聞之士而進於朝也。”這與太史公說的“悉延百端之學”的精神也是一致的。
任用既學儒學又學各家的學者，或先學各家之學後學儒學者是“悉引百端之學”的表現形式之一。司馬談曾師從唐都學天文，從苗川人楊何學《易經》,爾後又追隨黃生學黃老之學，在武帝建元至元封年間為太史令。
夏候始昌是武帝的名流，是位“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的儒家學者，又是一位“明於陰陽”,善推言災異的陰陽五行家，他曾預言“柏梁台災日，至期日果災”。
在董仲舒、韓嬰去世之後， “武帝得始昌，甚重之，曾被選為昌邑王太傅”。曾任太尉、丞相的田蚡曾治“盤於諸書”,據注家解釋，盤於二十六篇係兼儒、墨、名。法的雜家書，後轉好儒術。
再如公孫弘，元光元年舉賢良對策，後升為禦史大夫、丞相，封平津侯，便是武帝從儒家學者中提拔起來的。然而，公孫弘卻是個“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又“著《公孫子》,言刑名事”,所以公孫弘是一位兼治儒、法兩家的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