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在自命“始皇帝”之後，還對曆數進行了改易。
所謂曆數，也叫作曆術，不過是一個曆法問題，即確定一年的起始終止時間。在古代卻是最大的政要事件，涉及了社會觀念、文化傳統和習俗。它起源很早，可以追溯到五帝時期。
據說黃帝命大橈作甲子以紀日，說明那時人們就已初知曆法之事了。
由於中華的先民從事農業極早，而農業生產必須根據天時節氣運作，所以黃帝時便有曆法是可信的。但那時的曆法屬原始階段，對時間季節的掌握是非常疏闊的，隻知道春秋二季，即春時萬物生發而種植，秋時萬物歸藏而收獲。
按科學推算檢驗古書的記載，黃帝之孫顓頊之時，人們是以大火星為測度時間的坐標。《詩經》中所說的“七月流火”就保存了火星紀時的遺跡。即彼時是以火星出現為一年的開始，屬春時種植，以火星西流隱沒為秋季而收藏。那時火星出現的時間，相當於今農曆三月，天氣已經很暖了，草木都已滋生，鳥獸也都開始繁育了。
到堯時，先民大進步了，已經能掌握太陽的運行周期，於是定一年為三百六十六日；又以月亮的初現為一月的開始，叫作“朔”日，一年十二個月，十二個月多出的時日，積累二三年後加閏月，而定四季——這一進步，是中華文明產生的根本，遠比秦始皇的業績偉大得多了。
由於先民的領袖們能根據天象，指導社會生產和安排人們生活，人們便認為他們是代表天意行事。因此，就對堯舜禹這樣的領袖產生了無限的敬慕和景仰，就用太佃(即日)來歌頌他們，稱他們為帝堯、帝舜、帝禹。
由於這一進步，人們能把握天時季節規律，所以堯舜禹時則把一年的開始提到相當於今農曆的正月初一日，這在曆法上的月建叫作“建寅”。這種根據天時，結合人事和農業生產而定的曆法，最符合人們從事社會活動和生活安排，所以至今農村還是按農曆時間進行生產運作，就可知其影響之深、意義之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