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統治者敦獎名教，內法外儒，在思想文化領域采取措施加強統治，其內容還包括對南北經學的統一融合，以適應統一王朝的政治需要。
西漢時期，儒家經典被欽定為“經”,於是有了經學，自後經學一直是我國古代學術思想的主流。魏晉南北朝時，雖然出現了玄學取代經學，佛教、道教盛行於世，先後成為顯學，但在學術領域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並未動搖，國家太學生修習的課目仍是儒家經典，經學的研究不但沒有中斷，而且南北朝形成了南北學術的不同風格，這一時期是經學的分立時代。
經學南北學風迥異造成了南北學士思想觀念上的歧見，這與統一王朝所要求的思想意識形態的高度統一不相符合。南北學風的迥異本來就是政治分裂所造成。南朝經學受玄學的影響較大，不拘一家之說，重義理，有一些新穎的見解；北朝經學遵循漢代訓詁章句之學，注意曆史考證，顯得比較保守、煩瑣。由於流派眾多，三教並立，隋統一前尚不能產生一種足以統領全部文化的儒家學術思想體係。學風的不同也影響到學者的價值取向和民間風俗。
隋統一南北，中央集權的君主專製國家要求意識形態、學術思想的統一，南北學風的合流成為勢所必然。隋朝雖短，但文帝和煬帝對經學進行了兩輪大的整治，經學出現了兩期繁榮。學術和文教緊密結合在一起，相比而言，隋文帝更崇佛、道，對儒學的提倡前後有波動，而隋煬帝對儒學的推崇和扶植則是一貫的。
隋文帝為政對學術方麵的貢獻最值得一提的是聚眾講論，倡導自由辯論，即由政府牽頭組織對儒經、佛經的學術辯論。官方組織的辯論既可識別人才優劣，又可通過辯論消除歧見，統一思想，這比以行政命令手段強求學術思想統一要高明得多，也較合情理。隋煬帝繼承了這一學術政策，並將辯論場所由國子監遷到了內史省，經常“征天下儒術之士，悉集內史省，朝次講論”,展開爭鳴。辯論內容多為領略經義短長，考訂經本，爭論時由“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通過辯論求同存異，這對於統一歧義滋生的南北經學效果顯著，當然，辯論的目的在於統一，而不是繼續紛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