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雍正的政治才能，突出表現在三個方麵，一是比較了解下情；二是比較了解自己；三是建立在這種了解基礎上革新時政的抱負。
雍正把他和其父康熙作了一個比較，說他事事不及其父， “唯有洞悉下情之處”,比其父高明。他認為康熙八歲即位，深居宮中，很難了解真實情況，因為“大小臣工方欲自行其私，又孰肯敷陳其弊；在朕居子臣之位，定省承歡，又有不便陳言之處。以朕為皇考之愛子尚不能言，則皇考果何從而知之乎”。而他自己則有藩邸四十餘年的親身閱曆，了解官場和政治實施情況， “凡臣下之結黨懷奸，夤緣請托，欺罔蒙蔽，陽奉陰違，假公濟私，麵從背非，種種惡劣之習，皆朕所深知灼見，可以屈指而數者”。他又因在藩邸時間長，閱曆深，自認為“較之古來以藩王而入承大統，如漢文帝輩，朕之見聞，更遠過之”。雍正即位之後，他通過奏折製度，派遣侍衛和親信私訪，以及一般的官方公文等途徑，了解吏治民情，比較多地掌握了地方的真實情況。同時政事是他親自處理的，事態的發展變化也就能在他的洞鑒之中。如程如絲貪汙案，為年羹堯所揭發，受蔡璉的阻撓，當年羹堯出事之時，雍正命石文焯前往四川審理，石文焯因過去同年羹堯有交往，這時更怕再審出實情，落個包庇年的罪名，就做出了有利於程如絲、蔡璉的奏報。後來蔡案發生，要重審程案，雍正還打算派石文焯去，為了他能秉公審處，給他如下批示：
程如絲夔州慘傷私商一案，汝前番審鞠大有不協之處，今另行審查，或著汝赴川亦未可定。不必驚慌，朕諒汝彼時原有許多不得已處，雖然終受軟懦依違之累，有失公正剛方之體，不合為蔡斑所欺，又欲避年羹堯向日之形跡，未免傅會其間，今恐逃坑複落塹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