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遺詔中有這樣一節文字：
然寬嚴之用，又必因乎其時，從前朕見人情淡薄，官吏營私，相習成風，罔知省改，勢不得不懲治整理，以戒將來。今人心共知儆惕矣。凡各衙門條例……若從前之例本寬，而朕改議從嚴者，此乃整飭人心風俗之計，原欲暫行於一時，俟諸弊革除之後，仍可酌複舊章，此朕本意也。此後遇此等事則加斟酌，若有應照舊例行。
這裏表示要把從前的嚴政改為寬政，這顯然不是雍正皇帝的意思，而是新君乾隆皇帝的願望。這個去嚴從寬，是乾隆改變其父政治的綱領性主張，隨後就以自己的名義，不斷闡明這個觀點。十月初九日諭王大臣等“治天下之道，貴得其中，故寬則糾之以猛，猛則濟之以寬”。他希望“君臣惟日孜孜，交勉不逮，朕主子寬，而諸王大臣嚴明振作，以輔朕之寬”。他認為其父政治過猛，他必須以寬來糾正它。兩個月後又對他的父祖政治作了品評比較，他說聖祖時"久道化成，與民休息，而臣下奉行不善，多有寬縱之弊。皇考世宗憲皇帝整頓積習，仁育而兼義正，臣下奉行不善，又多有嚴刻之弊”。從以後的主張和實施表明，弘曆尊崇他祖父，倡導寬仁，反對其父的嚴刻和近於急躁的雷厲風行作風。
基於政治思想的不同，乾隆對前朝政事多有所指斥，他把獻祥瑞，報羨餘，匿水旱，奏開墾，改土歸流，更隸州縣等事，說成“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對耗羨歸公、改土歸流以及農業上的各項政策表示了異議，並加以改變。即位詔書中說督撫的報墾荒是欲以廣墾見長，州縣官想以升科之多迎合上司之意，其實並未開墾， “嗣後各督撫遇造報開荒畝段，必詳加查核，實係開墾，然後具奏，不得絲毫假飾以滋閭閻之累”。即位的前半年，迭下詔書，令江南、四川、陝西等地督撫減少耗羨成數。廢除田文鏡實行的契紙契根之法。乾隆元年(1736)三月弛黃銅之禁。六月將直隸營田交所在州縣管理。七月廢止實行授予老農頂戴之例，十一月改八旗井田為屯田。對於雍正朝為懲治不法紳衿而加強的管理措施概行放寬，乾隆元年(1736)二月把舉貢生員的雜色差徭一起豁免，以示政府優恤士子之意。六月，將對生員欠糧、包訟等情事的處分，改寬、改緩。乾隆即位第三日便驅逐道士，接著警告與雍正接觸過的僧侶，不得在外招搖撞騙，否則以國法、佛法治罪。重申給予度牒方準出家的條令，以限製出家人數。又把侍奉雍正帷幄的僧人放出。對於報祥瑞表示厭惡， “凡慶雲、嘉穀一切祥瑞之事，皆不許陳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