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前後，歐洲共同體和日本開始主張它們需要自立時，美國撕下了所有偽裝，絕口不提它在二戰後堅持創建的開放的世界經濟的要求。相反，美國要求“有序銷售協定”,在國別基礎上具體說明紡織品、鋼鐵、汽車和食品的市場份額，而全然不考慮國外的“自由市場”發展和經濟潛力。歐洲共同市場被告知，為美國農民留出曆史上在歐洲穀物市場中所占有的固定份額，除非美國自己出現糧食短缺的情況，就如同1973年夏天所發生的，當時外國不得不遭受美國強加出口禁運的後果。美國廢除了私人合同，為了美國經濟的穩定，而破壞了外國經濟的穩定。
世界商品價格上升時，美國就實施出口控製，降低國內價格。為了保持國內價格表麵上的穩定，美國要求外國政府承受物品短缺，並使它們的經濟通貨膨脹。結果是兩者間的分歧，一方麵是美國國內的價格和工資，另一方麵是全世界的價格和收入。最大的分歧產生於美國政府實施世界外交的動力和其他政府尋求保護其經濟自立的目標。由於將華盛頓共識內含的雙重標準堅定地置於首位，美國以其外交快速、老練地挫敗海外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
問題還在於，當美國資本品和其他原料的價格超過世界市場的價格時，美國又會采取另一套做法。例如，世界銀行被要求根據美國對世界銀行認繳的25%份額，分配它對美國資本品和原料的購買。日本被要求針對美國木材、舊金屬和植物油的進口實行"自願控製",並限製對美國出口紡織品、鐵和鋼。美國的政府機構、州和市也要遵循"購買美國貨”的規則。
所有這些的走向，都與雅各布·維納、考代爾·霍爾(CordellHull)以及其他戰後初期理想主義策劃者所預期的恰好相反。回顧過去，他們就像“有益的愚人",沒有認識到誰實際上從表麵上的全球自由主義中獲利。在這點上，隻要考慮到美國外交，當前的自由放任和貨幣主義理論可以說是在學術上扮演了有益的愚人之角色。回顧1945年關於如何建設戰後社會的辭令，人們就會發現，正是美國提出了如下的理想主義主張：開放的世界貿易將如何極大地促進經濟發展。但是，這沒有實現。華盛頓共識不僅沒有提高接受援助的債務國贏利清償其債務的能力，而且使這些債務國更加依賴於其債權國，原材料出口和糧食依賴程度的上升，惡化了它們的貿易條件，阻礙了它們實施土地改革、累進製收入和財產稅等必要的社會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