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10年前，大部分曆史學家還把意大利經濟發展的延緩和明顯的缺陷歸咎於國家大量浪費以及極度的稅收壓力，特別歸咎於逐步放棄自由貿易政策。先是南方問題專家的爭論；後來，尤其
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對法西斯組合式統製經濟和自給自足經濟(可劃入國家幹預主義一類)的譴責，似乎都想從本質上抬高以路易吉·伊諾第為首的一批人的看法：他們把貿易保護主義的出現看成是國家公共生活的主要禍害，認為1887年的稅率顯然是經濟和地區進一步不平衡的源泉，是自由貿易體係(受到因貿易保護主義而實力大增的、最具戰鬥力的工業和金融集團的強大壓力)遭到嚴重破壞的根源。1951年至1962年間，由於恢複貿易自由化和進入共同市場，意大利工業取得了相當的成就，使一些人重又相信這種史學上的見解。不僅如此，某些自由貿易的主張同極其樂觀地看待自由歐洲和“民族革命”的觀點極為相似，他們認為，至少到1870年或許更晚一些時候，以歐洲列強經艱苦努力達成利益共存和文明經濟共同進步為基礎的一個歐洲交響樂符合於商業自由的貿易體係。當然，現實是相當複雜的，經濟變革本身所引起的各種形式的社會衝突和國際對抗至少也起著不穩定的作用。
統一後曆屆政府無條件解除了海關的“武裝”,結果幾乎全部放棄了民族的鋼鐵和機械工業，就像統一前在皮埃蒙特、利古裏亞和托斯卡納三大區發生的那樣，雖然這些地區擁有一個經濟較發達的內地。統一後頭20年，鐵的生產增加了兩倍，但至1880年仍未達到10萬噸的年產量，而且其生產過程不完整，成分粗劣，隻能進行簡單的廢鐵再生產。所以，意大利鋼鐵工業失去了——羅密歐正確地指出——“在工業發達的、原料較豐富的國家裏鐵路建設的發展(標誌著從紡織工業向重工業，特別是冶金機械業的發展)所提供的偉大的曆史性機會。”1887年後，鐵路的發展仍很緩慢，但由於逐步減少鋼的進口，促進了民族鋼鐵工業的增長，然而到1911年至1913年全盛時期仍隻占工業生產的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