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19世紀的上半葉，或更長一些時間，法國、德國、俄國，甚至還有美國，大部分國家預算取自於間接稅和關稅；1870年後稅收收入有所增加，但還不足以應付軍事和殖民地開支的增長或公共行政承擔的新任務。與工業家不同，農業各階層首先行動起來，反對增加直接稅，同時封鎖了來自烏克蘭(已有鐵路銜接)的小麥以及來自歐洲以外的其他農產品(因蘇伊士運河開通和海運費用下降而大量擁入舊大陸)的通道。另一方麵，熊彼特認為，1873年後價格下跌的勢頭超過1929年至1930年大危機時期。不僅如此，隨著美國的糧食、印度和日本的絲綢、亞熱帶地區的食油和水果逐步占領英國市場，農產品向英國出口以換取製成品的有利前景日漸暗淡，要求全力以赴維持自由貿易政策原則的呼聲也大為減弱。
意大利也出現了這種看法，因為競爭和物價下跌暴露出意大利農業結構比其他國家更為脆弱。然而，為改變現行經濟方針起決定作用的還是工業力量；這種力量雖沒有德國和法國那樣的實力，但以咄咄逼人的姿態提出保護主義計劃，成功地牽住了北方農業資產階級和南方食利者的鼻子，製服了德普雷蒂斯政府最後的猶豫不決的態度。由於白銀下跌以及受俾斯麥德國和美國現代化進程的推動，國際市場正經曆著一場根本性的變革；工業家比其他社會集團更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在關鍵時刻，亞曆山德羅·羅西參議員起著重要作用(上麵已提到他為工業化做了長期的鬥爭),他利用北方地主情緒的變化，使旨在擺脫“農村保守主義”困境的新經濟方案得以推行。當時，原先反對工業保護主義的力量確實已大為削弱。1886年至1887年間，意大利的自由貿易派在一場超越其樂觀主義宿命論模式的危機麵前已束手無策；對其保護舊海關政策中的經濟幼稚病的批判，隻能用固執的、形式上的空洞理論來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