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7年4月通過、1888年1月生效的新稅率大幅度地提高了小麥和食糖的關稅，加強了棉毛製品已享有的保護地位，實施了相當有利於鋼鐵工業和化學工業的關稅，同時也照顧了一些機械產品：電動機械、農機和紡織加工設備。1887年的關稅改革有各種各樣的評價。今天必須承認，改革並非一個有機的經濟政策綱要的成果，而是在一些緊迫的現實問題壓力下所做的一種選擇；19世紀80年代初，幾乎所有國家都出現過這種情況。承認在意大利這樣一個經濟發展緩慢的國家裏采取這種解決辦法的現實必要性(並非“曆史必然性”,但為之付出巨大的代價),並不排除去深入探討當時工業家和地主結成聯盟的政治意義以及保護主義引起的政治和社會後果。例如，從何種意義上說，保護主義是“資產階級國家整個形成過程”的終點——像塞雷尼慶說的那樣；或者說——正如另一些人所主張的——僅僅是一種簡單的妥協辦法，用以調整公共財政，挽救許多以種植小麥為生的小農場以及一些遭土地稅及價格下跌打擊的農業生產者的利益。
保護性稅率通過時，除南方地主與北方工業家聯盟外，還有幾個其他“社會集團”:不僅有以勞資合作形式的企業主和工人的聯誼會，而且在南方一些地方，還有依靠國家加工訂貨而開工的工廠領導人與加裏波的式的、激進的工人協會為經濟上挽救南方而匯合成的各種聯誼會。根據一些專門調查的結果，那些超脫現實的大地主頭麵人物並未直接參與，農業方麵的主角是北方和不發達地區的資本主義地主。根據較為切合實際的分析，工農集團並非像乍一看時那樣堅固、那樣協調一致；保護主義顯得更是一種為調整經濟狀況而采取的過渡性策略。這兩種情況均可從工業家和地主聯盟發展的程度和方向中看出。這種聯盟不是一種有機的協議，也許可以說是一種在嚴格的財產分配製基礎上結成的聯姻。工業資產階級能從這一臨時妥協中獲得相當的利益，足以對其同路人確立新的、有力的實力地位；一旦主宰了形勢，他們可以在幾年內使經濟政策完全倒向工業家利益。相反，1887年關稅改革的基本精神之一(與先前自由貿易路線一樣)是保護地主的政治一社會領地和霸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