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為法西斯的生存僅僅是依賴於武力，依賴於舊世界保守力量(工業家、大地主、教會、教士中的擁護者以及民族主義者)的支持是錯誤的。法西斯的階級成分在20年代至30年代間已有擴大。部分小資產階級站在法西斯一邊，除最初的原因——本著保守的精神或本著防止無產階級化的精神統治階層給他們開具了“訂貨"的支票——外，還有一些特殊的因素：極權政權用就業、職位和俸祿保證小資產階級在組合製機構中、黨內以及各種新成立的半官方組織內享有好處。再則，“高牌價”政策保衛了節儉資產階級的存款後，第三產業、國家機關以及私人技術和行政機構領導層的工資也有相應的提高。問題還需深入研究，但根據一些數據來看，1929年後頒布下調工資後，職員階層工資的下調明顯低於工人階級(1922年至1939年實際工資下調了16%);而1936年至1937年之後，工資總額又按比例進行了上調。
相比之下，極權政權為保證最起碼的經濟安全或讓工農階層分享殖民冒險的“成果”所開展的工作，實際上並沒有影響群眾的態度，隻是起了不少的宣傳作用。這一工作無法、幾乎永遠無法深入人心，讓人完全信服。法西斯為組織和計劃“擁護運動”建立了不少新的機構，其影響確實是廣泛的、顯著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大眾媒體(電台、新聞、電影等)所起的作用也不小。個人和集體的舉止行為不僅受鎮壓機器，而且還受極權國家的思想意識以及下級各階層一體化結構的廣泛製約。但是，要更細地估量這個“群眾性反動政權”的真正厚度、成就、停滯、失常、內部矛盾等還缺乏許多資料。工人階級，根據時間和行業的不同——從大量參加法西斯工會的新移民(最窮的、最有危險被解雇或被遣返原籍的人),從事臨時工作，如建築業的勞動者，以及從事公用事業的人，一直到對極權政權的組織和示威遊行抱有反抗或被動情緒的一些技術工人，或在戰後的工廠氣氛中受過熏陶的工人——態度也各不相同，確實無法對現象做普遍有效的、完全一致的解釋，否則就會陷入簡單化、普遍化的危險中。征服帝國(埃塞俄比亞)是極權政權全盛時期，但也不足以命令北方大工廠的勞動階級完全站在自己一邊。大部分工人——例如，1936年3月都靈法西斯黨省委書記加佐蒂在一份有關菲亞特職工的《秘密報告》中說——“傳統上仍然是社會主義的、共產主義的”,仍然“抵製”極權政權的報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