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那些年起，公共活動對貨幣的穩定和新經濟關係的成熟開始擔負起決定性的角色。國家開支不斷增長幾乎是19世紀末歐洲的共同特征，公共行政所使用的財力有時竟達到國民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然而，在意大利，國家幹預在積累資本和改造經濟結構的曆史長河中起著更為決定性的作用。這與國家落後程度本身成正比，在俄國、日本及其他工業發展較晚的國家裏(不管有意識還是無意識)都是如此。1873年出現的不景氣現象加速了修改自由貿易政策，國家處理經濟活動的一些傳統原則幾乎到處都隨著不景氣而改變。不僅采取保護主義政策，而且還製定了一整套政治方針和立法措施，旨在加強融資、新技術引進、生產機構、戰爭能力、殖民擴張工具等等。
意大利統一後的20年內，許多公地和教會財產的轉讓和相當規模的公共事業和國營企業的私有化(或銷售或出租)成為一些自由貿易設想具體化的重要時機。19世紀80年代初，新的思想方針開始占據上風。當時至少已意識到，英國的“工業革命”以及其他歐洲國家正在進行的工業革命奠定了新的實力對比的基礎，改變了一直左右著或妨礙著較落後地區邁出工業化步子的經濟發展必要條件。另一方麵，農業危機引起經濟氣候變化的同時，隨著左派在政權中地位的鞏固，政治路線也正逐步變革。一些新的壓力集團對政府和輿論的影響日益增長；他們或產生於最早的工業區，或受君主一軍方權勢集團(一直與上層銀行界中那些同外國金融界勾結在一起的投機集團有矛盾)的保護。同時，要求國家保護經濟活動的政治傾向已加強，該傾向認為經濟活動是民族獨立和國家威望的保證。此外，改良土地和整頓城市居民區的大規模幹預以及越來越複雜的金融和組織問題的出現，必然加重國家機器的職能，增加各部技術科室的數目，加強改良土地、森林、衛生、教育等方麵的公共活動；關於經濟活動本身，國家也於1882年製定了新貿易法則，幾年後又批準了新的社會和勞動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