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不斷湧向北方工廠，不少在土地改革年代建起的農民定居點紛紛解體。通過南方開發銀行特殊幹預建起的部分民用基礎設施無人利用。農業改革和南方開發銀行的建立有助於緩和最嚴重的社會緊張局勢，減緩一段時期勞動力流向工業和其他行業的浪潮(把部分農業人口穩定在一些小農場上，並保證失業小資產階級有新的工作崗位);然而，確實無法消除其根源，使南方走出蕭條的死胡同。向北方移民漸漸地，後來越來越迅速地形成一種浩浩****的群眾搬遷運動。因南方各地生產資料和消費品開支的增加，北方工業在南方找到了新的貿易市場，現又有了一個廣大後備勞動力市場可依靠。
隻是在1957年後，南方開發銀行增加優惠貸款以及國家投資企業增加投資比例，南方開始實施促進工業的政策。但是，20世紀40年代或再稍後一點，根據一次大戰後所製定的目標(國際支付平衡、北方經濟與國際市場接軌、爭取高效率和高競爭力)所產生的經濟發展邏輯是優先考慮工業化的、城市化的北方的要求，因而拉開了南北差距，擴大了私人消費和公共消費的差距。1954年年底製定的“萬諾尼方案”,在那些年月裏代表了重新確定經濟方針的初步嚐試(盡管與中間多數派占主導地位的方針有矛盾),但也無助於在某種程度上控製市場的自發機製，在效益上把該方案的結果引向長期的、較持久的目標。該方案中有關增加收入、擴大從業的指標既沒有考慮到技術的進步，也沒有注意到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相反，方案以經濟不景氣為前提，因而這些指標被遠遠超過方案的設想和參數的總體發展過程所打亂。
1951年至1962年，國家工業化以意大利曆史上任何一個階段均無法與之比擬的速度發展，其氣勢磅礴的增長率名列歐洲前茅。1951年，農業從業人員超過800萬，占全體勞動力的42.5%;其生產占私人總收入的31.2%,甚至超過戰前水平。工業終於走出了戰後恢複時期，指數達到119(1938年為100);然而，冶金工業的生產僅為紡織業的一半，而且1951年還有1/3的製造業職工仍工作在不到10人的作坊中。人均收人已超過戰前水平，快要超過聯合國估計的不發達國家個人收入的界限。領導階級和輿論對將來的預測雖然並不悲觀，但也不完全令人欣慰。巨大的美援和政治、心理因素(在一次災難性的戰爭之後，人人具有“重建的意誌”和改善物質生活的願望)為經濟恢複做出了貢獻。但是，1953年人們不禁要問：在有著巨大的不定因素的國內形勢下(中間多數派出現衰退跡象，旨在獎勵聯合政府各政黨的“選舉法”的失敗，加斯貝利退出政權),曾使經濟活動得以恢複的一些因素是否還將繼續起作用，還能維持多久?人們還尋思，戰後重新使用沒有完全使用的設備，農業的自然恢複以及美國進出口銀行及其他國家競相貸款和投資(大部分局限於投機性的石油產品提煉部門)等，這種推動作用是否已消失?引起巨大不安的原因是貿易支付赤字，僅僅與瑞士和德國的貿易為順差；而“無形收入”還不能平衡對外的金融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