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內陸省份經濟停滯或發展緩慢時，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農村經濟使印第安人襲擊、偶爾的起義、政治分裂和長期勞動力匱乏的影響減少了許多，並充滿信心地跨越式發展。按當時的傳統生產方式解釋，擁有的土地麵積很大，然而土地單位的麵積變小，所有權擴散。在牛產業需要農業基礎設施不斷擴大的刺激下，潘帕斯的社會結構趨於複雜。大多數農村人口作為經營者、租戶或雇工在土地上耕耘。印第安人、移民和外國人成為工匠，或在商業和運輸業找到機會。很多這樣的機會和農村社會的多樣性可以直接歸功於潘帕斯作為外部市場的生產者的發展。
同時，布宜諾斯艾利斯省的經濟和社會轉型使它與其他省的分化更趨嚴重。到19世紀30年代，這種趨勢已很明顯。布宜諾斯艾利斯港口貿易是整個地區唯一重要的經濟增長因素。布宜諾斯艾利斯省人口最多、最富庶。其政治家和省政府在各省中位列第一。獨立戰爭後，所謂的拉普拉塔聯合省進行了重組，布宜諾斯艾利斯獲得了這個地區的經濟、社會和政治領導地位，自此以後再沒有放手。
後革命時代阿根廷的其他不均衡的根源在於殖民時期形成的社會秩序。盡管在經濟複興時期土生的工人階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自主和獨立，但顯然沒有享受到社會的自由流動。不斷擴展的農村社會趨向於消滅草原印第安人，經濟增長的成果也沒有被平等分享。最大的地主們，他們本身是殖民時期西班牙商人的後裔，支持西班牙移民作為租客和小商人處於從屬地位。土生的有色人種——不管是梅斯蒂索人、黑人，還是穆拉托人——能夠找到大量機會，但是卻在農村社會階梯的最底層。他們在屠宰醃製廠和牧場工作，剪羊毛、收割、打烙印、趕牛和做牛車。在正在發展的但仍有嚴格分層的農村社會，他們行使一定程度的個人自由。與地主的願望相反，土生有色人種蔑視法律，從一個工作跳到另一個，尋求更高工資和更多閑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