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殖民時期一樣，19世紀定居者和印第安人之間有時和平貿易而有時血腥敵對。當查爾斯·達爾文1832年訪問該省時，他發現，由於受經常性的印第安人襲擊的威脅，邊疆地區的地主為他們的牧場房屋建了防禦工事。當幹旱威脅了印第安人賴以為生的野牛野馬的生存，並且省民兵武裝忙於別處的衝突時，印第安人的掠奪就會增加。裝備著流星錘和矛的騎馬戰士降臨偏僻的牧場，殺死佃農、偷走牛群和馬群、綁架婦女兒童。然而，愛好和平的印第安部族總是在牧場之中生活，即便不被尊重但也能得到農村人的寬容。
幾個世紀以來，拉普拉塔地區的西班牙裔和印第安人之間進行了廣泛的貿易。印第安部族逐漸習慣了克裏奧爾人的產品，如五金器具、馬、牛、煙草和燒酒，成為生活必需品。在邊疆要塞和農村客棧，他們用這些東西交換對西方社會有用的印第安人貨物：野生羊駝皮、鴕鳥毛、編織的皮貨和鬥篷。然而，沒有東西能夠交換西班牙裔阿根廷人最夢寐以求的商品——土地本身。
19世紀不斷擴大的牧場主階層希望能把半遊牧的印第安人變成"好佃戶",但他們失敗了。草原獵人是相當差的農業工人。邊疆官員給地主和他們的工頭懲罰愛好和平的印第安人的權力，好像他們是孩子。為了對付敵對的印第安人，政府在不斷擴展的邊疆地區設有民兵前哨站。羅薩斯省長把一項殖民政策正規化，從牧場主那裏征用馬和牛作為已經對母馬肉有特別偏好的印第安人的配給。到19世紀中期，牧場和邊疆小鎮相對安全。
但是在和巴拉圭作戰過程中，印第安人的襲擊再次發生。此後，國民政府希望在潘帕斯用歐洲移民來替代土著印第安人作為未來的工人。在這樣的動機下采取了通過滅絕的方式解決"印第安人問題"。國民軍提供了工具。不是由每個邊疆省任意處理與印第安部族的關係，而是由在巴拉圭戰爭的嚴峻考驗中形成的國民軍來完成這樣的任務。1879年，在歐洲人努力了300年後，胡裏奧·A.羅加(Julio A. Roea)將軍的“征服荒野”行動最終剝奪了土著人殘留的獨立自治權。盡管在內陸省出生、長大，胡裏奧·A.羅加卻並非一個外省的考迪羅。在三國聯軍戰爭中，他的軍銜不斷上升，從國家的視角，而非他的圖庫曼同鄉的視角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