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不僅激進黨贏得了總統選舉、控製了國會，而且社會黨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市掌握了權力，那裏的選民將不斷地選舉社會黨國會議員，直到20世紀50年代。突然之間，國家自治黨受到重創的餘部成了羸弱的反對黨。這是一個屬於激進黨的時代。在就職慶典遊行中，激進黨的支持者歡呼著放開了總統馬車的馬韁繩，把他們的領袖伊波利托·伊裏戈延拉到大街上。1916年的選舉標誌著這個國家的政權首次和平地從一個政黨手中轉移到另一個政黨手中。阿根廷人有理由相信，克裏奧爾人政治和軍事政變已經被拋在身後。
在1916年選舉中，各省寡頭的情況也並不好。在經濟迅速增長時期，門多薩的公共生活已經發生了轉變，以19世紀末鐵路的開通為象征，為了保護自己的社會政治特權，當地地主差不多是出於自衛地歡迎鐵路和經濟變革。他們不願意被強大的國家經濟力量打垮，希望能夠保持自己的社會和經濟壟斷地位，但他們錯了。現代化給當地帶來了新的社會群體，特別是一個移民資產階級，他們越來越多地獲取土地和財政資源。移民發展了門多薩省的現代葡萄酒產業。盡管門多薩的政治寡頭仍然控製土地、水源和財源，但老牌家族的分裂削弱了寡頭的力量，迫使他們允許新的社會群體的參與。的確，老牌門多薩精英早已變得富有，但最終，寡頭政治失去了曾經寄望於現代化能幫它保住的領導權。第一條鐵路開通30年後，1916年門多薩省的保守黨失勢。
伊裏戈延總統是國家激進黨的長期領袖。他通過農民、農場佃農、城市中產階級，出乎意料地還有工人階級的支持獲得權力。伊裏戈延是有產者，他的激進黨領袖的核心圈子也屬於地主寡頭。許多激進黨家族曾經是“八○代”的正式成員，因此激進黨政府的經濟政策沒有嚴重偏離保守派的政策。然而，激進黨的其他支持者可能給阿根廷政治增添新的潛在矛盾社會改革主義和民族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