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帕斯平原上牛羊生產的不斷擴大給新來者提供了許多經濟和社會機遇。據1854年的一份統計估算，當時布宜諾斯艾利斯省四分之一的農村人口是移民，數目超過18.3萬人。在本土出生的雇工從事養牛時，勤勞的移民在牧羊、建築業和小商業找到工作，或者當手工工匠。新來的人似乎在靠近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農業區找到了最大的機會，那裏的基礎設施更發達。
除了不斷擴大的市場體係中的經濟機會，移民作為租客或地主也找到了上升的途徑。1820年至1850年間，隨著土地價格及土地產品的不斷上漲，大牧場被無數次細分。這個過程的每一步都使潘帕斯平原的土地利用和農業生產更加集約。在邊疆地區，牧場主仍然持有土地廣闊的牧場，經營這些巨大的生產單位。靠近不斷擴大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市場的土地被分成小塊，生產單位變小。在薩拉多河兩岸的一個又一個地區，19世紀早期的大養牛場被小規模的、更集約化生產的農場所代替，這些小農場養羊，最終種植經濟作物。通常牧場主的兒子和歐洲移民從土地所有權的擴散中受益，土生高喬人得不到好處。
牧場結構遵循西班牙人遺留下來的傳統的組織方式。盡管大地產的主人居住在城市，但他們控製著牧場的生活，例如，對牧場產品在城裏銷售做出所有安排。農村某個特定地方最大的牧場主，特別是在人煙稀少的邊疆地區，通過壟斷鄉村雜貨店和運輸，有效地控製了整個地區。在農村腹地，地主對工人名義上的控製對實施命令大有幫助。不過，這種控製從來都不是完全的。
潘帕斯形成了種族分工。土生流動的梅斯蒂索人和穆拉托人通常侍弄牛，白人移民養羊，本地男性容易被征兵，而免除兵役的外國出生的人攢錢買地。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城，同樣的社會加工使有色人種邊緣化，那裏的移民也享受到向更高社會階層流動的優勢。首都的大部分工匠和商店經理是外國出生的；大多數家裏的仆人是土生的阿根廷有色人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