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發展經濟學作為一個特殊的研究領域出現了，它像增長經濟學的私生子。發展經濟學的緣起中顯然有一些來自增長經濟學以外的影響，但人們對這些影響采取怎樣的作用形式還不太清楚。至少在一點上，這個後代與真正的“增長經濟學之子"沒有差別，即它們都追求人均實際收入增長。
央·利特爾(Ian Little)準確表達了這一見解，他在《楓丹娜現代思潮辭典》中將"發展經濟學"定義為"廣義上包括從斯密到穆勒的古典經濟學家們關於人均收入增長的所有著作"的領域。這裏發展經濟學無疑是關注收入增長。但是，央·利特爾提到的那兩位經典作家，也就是斯密和穆勒，的確寫了很多關於人均實際收入增長的著作，他們把收入看成是達到重要目的的不同手段之一，並廣泛討論了這些目的的性質——與收入極為不同。
界人口增長1.3倍，中國增長1.2倍，印度則增長正機會。斯密、穆勒和其他經典政治經濟學家的著作對人們能夠做自己重視的事情的能力的基本重要性很有興趣，因此他們認為過有意義生活的自由具有內在重要意義——不僅僅是工具性的。他們相當廣泛地探討了二者的聯係，一邊是收入、財富和其他經濟環境，另一邊是促進更基本的目標的經濟政策。斯密和穆勒都不反對以更寬闊的視野觀察我們現在稱之為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變化——甚至把尼赫魯的那份要做之事的清單也包括在內。
近年來，發展經濟學也日益朝著這個方向發展，從更包容的角度看待經濟發展的性質。一種看發展的方法是，根據公民享有的追求他們重視的目標的實際自由的擴大程度，一般而言，在這個意義上人類能力的擴大可被看成是發展過程的核心特征。
一個人的“能力”顯然是來自亞裏士多德學派的概念。人的一生是他或她從事的一係列行為、或達到的某種狀態以及由此組成的“功能”集合——個人的存在和行為。“能力”指的是個人能夠選擇的不同功能組合。因此，能力本質上是種自由——個人擁有的決定過何種生活的可選擇範圍。根據這一觀點，生活的貧困不僅指這個人確實身處窮困狀態中，而且包括缺乏真正的機會——由個人環境和社會限製造成——去選擇其他生活方式，即使是低收入、缺少財產和一般被視為經濟貧困的其他方麵之間的關係，最終也與它們被剝奪能力的功能相關(即它們大大限製了人們過有價值的寶貴生活的選擇)。因此貧困最終就是一種“能力的剝奪”,這裏不僅要注意二者在概念層次上的聯係，還要注意它們在經濟調查和社會或政治分析上的基本聯係。就像本書經常做的那樣，在我們關注諸如有正常生命期的自由(不因夭折而衰減)、讀寫的自由(不受文盲的局限)等基本能力被剝奪時，必須始終記住這種更廣泛、更基本的對貧困的看法。雖然"貧困"這一術語不會公然出現在這種語境中，但我們的潛在關注是被剝奪和窮困的生活。即使是從更傳統意義上關懷經濟貧困(表現形式為收入不足),根本動機也還是貧困對能力被剝奪的強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