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必須認識到，促進或限製個人的自由——包括他們能夠利用經濟機會的自由——有著重要的和顯著的意義。正如上一章中討論過的，教育和健康是重要的“促進"因素。這些所謂的“社會”變量在培養經濟進步中的作用，近來在發展經濟學的文獻中受到廣泛注意。當然，這個主題有些陳舊，像斯密、杜爾哥、孔多塞、穆勒、馬克思等古典經濟學家都毫無爭議地認可這種作用。
考慮到當代世界對基礎教育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的廣泛認同，印度明顯忽視基礎教育的做法就顯得更加驚人。在印度，經濟發展中的教育問題不知何故被排除在關注焦點之外，盡管最近經濟政策急劇變動，但這種忽視仍在繼續。在醫療保健問題上也存在類似情形。盡管巴格瓦蒂和斯裏尼瓦桑(1993)清楚地論述了經濟改革的挑戰，卻完全沒有談到教育和健康問題以及它們可能促進對改革中產生的經濟機會的運用。他們所討論的“基礎設施”問題——目前其實狀態不錯——僅限於交通和發電。這裏錯過了一個質詢關於印度行動計劃中不平衡的老問題的機會。這個話題與上一章論及的將經濟改革看成是自我獨立的傾向有關，它沒有把改革看成與社會政策的失敗相聯(與更狹隘意義上的經濟變化一起，要求社會項目，尤其是基礎教育的激進變革)。
教育和健康至少在五個方麵對個人自由有顯著的價值：
(1)內在重要性：受教育和健康本身就是有價值的成就，有機會得到它們對個人的實際自由有直接重要意義。
(2)工具性的個人作用：個人的受教育和健康能幫助他做很多事，這都是有價值的。比如，在得到一份工作或更普遍地利用經濟機會時教育和健康是重要的。隨之而來的收入和經濟手段的擴大轉而又能增加人們獲得他人重視的功能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