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機製和政府行為的競爭優勢在經濟文獻中多有討論。這兩種經濟決策形式的比較優勢完全與語境有關，泛泛地支持“國家"或“市場"的觀點沒有什麽意義。為更清楚地說明這一點，我們舉個簡單的事實：政府能做的和它實際上會做的取決於政府的本質。不幸的是，現代世界曆史充滿暴政折磨，不亞於中世紀時的殘忍。紅色高棉由於特殊的意識形態原因在束埔寨極為成功地迅速殺害了上百萬人就是個鮮明的例子；烏幹達的埃迪·阿明表現的是另一種形式的殘忍——意識形態因素更少但同樣的殘酷；20世紀納粹德國的暴行和種族滅絕無疑說明這不僅是"第三世界"現象。某些作品認為政府幹預基本上是受社會進步的需要指導，這無疑是非常愚蠢的觀點。
即使政府的目標不像柬埔寨的波爾布特、烏幹達的阿明和納粹德國那麽殘暴，但仍然有一個誰正試圖通過政府的行動機製獲取什麽的問題。讚同政府領導經濟發展的理由中暗含人們對政府的善意和判斷力的信任，經常經不起仔細推敲。
在這裏區別“國家”和“政府”可能是有意義的。國家在許多方麵是個更廣泛的概念，它包括政府，還包括表決公共規則的立法、規定選舉的政治製度、賦予反對黨的地位、司法支持的基本政治權利等。民主國家使執政的政府難以無視普通大眾的需要和價值。紅色高棉的肮髒統治能維續是因為波爾布特不必麵對選舉或迎合反對黨，正是軍人統治的、非民主的國家使得種族滅絕政策在紅色高棉具有政治可行性。所以，我們不僅要詢問實際當政的政府的性質，還要更進一步詢問國家的性質，執政的政府隻是國家的一部分。
考察市場機製的地位也要注意它對語境的依賴。我們在談論的是什麽類型的市場?大部分的效率理論或市場機製的有效性與保持競爭性市場的平衡狀態有關。稍微違反那些競爭性條件而不必劇烈改變結果，不是不合理的假設(萊布尼茲學派相信“連貫的天性”顯然也是相信這一假設),但是現實的市場卻會表現出非常不同的形式。例如，一些壟斷經營者使物品供應不足——導致短缺和痛苦的大規模加劇——太經常發生以至於無法把它看作想象的噩夢而不理會。亞洲和非洲最近有許多通過市場交易從上百萬人的不幸中獲利的例子。